王安石为什么瞧不上苏轼和苏辙？哥哥爱胡说八道，弟弟曾造谣生事

很多为我们所熟知的历史名人，其实也有许多黑历史，并非只有光辉灿烂的一面，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并不都是友善的，尤其在宋代，很多都是死对头。

比如，欧阳修曾经弹劾包拯“不廉”，对其大肆嘲弄；司马光和王安石互相讽刺，势同水火；吕夷简揭发欧阳修和范仲淹结党营私；富弼当廷叱骂岳父晏殊为奸佞小人……而同为“唐宋八大家”，王安石对苏轼、苏辙两兄弟也是看不上眼，在制科考试时就极力要求黜落二人。

在王安石眼里，苏轼和苏辙都属于标准的投机分子。那么，苏氏兄弟又是如何得罪了王安石呢？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苏轼行事几乎毫无底线

虽然在今天看来，苏轼的人格魅力十分强大，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里，其性格上的缺陷也非常明显，其中最引人反感的就是其刻意表现出来的“纵横派”投机习气。

或许很多人都听过“黄州菊案”，这个故事其实就是讽刺苏轼“纵横”做派的，经常以贬低别人的方式来抬高自己。

说是苏轼年轻时去拜访王安石，恰巧王安石有事耽搁，便在书房等候，无意中发现了半首还没写完的咏菊绝句。当时正是秋高气爽，黄花遍地，王安石写道：

“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一说遍）地金。”

苏轼也是诗中圣手，见到王安石这两句诗心中嗤笑，这不是瞎写吗！自来菊花都是傲霜怒绽，何曾对秋风低过头？

于是年轻气傲的苏轼在后面提笔续写：

“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

直到苏轼被贬黄州，雨疏风骤下真的看到了“黄花遍地”的场景，才意识到自己年轻时候的自作聪明。

“菊花”会落吗？这不是王安石的首创。《离骚》中就有“夕餐秋菊之落英”的句子，王安石也只是与先贤共鸣而已，不一定真的写实。

但真正的问题就是，苏轼是不熟悉《离骚》，还是没看懂王安石这么明显的意图？都不是，和很多人一样，只因王安石声望卓著，苏轼想要借嘲讽他来抬高自己而已。

类似的事情苏轼干了很多次，最严重的就是嘲讽王安石的学生李定，没想到后来李定当了御史中丞，一手策划了“乌台诗案”，把苏轼搞了个灰头土脸。（这在我最近的几篇文章里有详细的讲述，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黄州菊案”只是体现了苏轼性格缺陷的一角，而他在科举考试上的表现，就让王安石对苏轼彻底看不上眼了。

很多人都听过一个谣言，说苏轼曾在科举里高中“榜眼”。但真实的情况却是，苏轼的名次在300左右（总共才不到400人），乙科第四等，苏辙还要在苏轼的后面，是最差的乙科第五等。

关于此次科举，苏辙在给苏轼写的墓志铭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说苏轼参加科举礼部试（省试）的时候，写了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恰好，欧阳修正在改革文风，推崇内容充实的散文，就对这份考卷大加赞赏。但怀疑作者是自己的弟子曾巩，于是为了避嫌，就将其从“第一”改为了“第二”。（谣言就是从这里衍生的）

实际上，苏轼的科举考得非常差，若非欧阳修有意徇私，肯定考不上进士。

1042年之前，按照重要程度，科举依次要考诗赋、论、策和贴经，并且任何一门不及格都会被淘汰。但苏轼参加的这一次科举是嘉祐二年，即1057年，“单场淘汰”的制度已经被废除，考试顺序也变成了策、论、诗赋和贴经。

按照苏辙的记载，苏轼在第四门“贴经”上考了第一名。“贴经”也叫“墨义”，就是让考生默写经典文段，难度很低，大家也不把它当回事儿。

但作死的是，苏轼自称“不能屈折于作赋”，“诗赋”场不按考试要求写，被判了不及格，按照早前的规则早就被淘汰了。欧阳修看了苏轼的“论”之后，又去找了他其余的试卷，发现竟然还有不合格的，于是才将其“论”定为第二，防止他落榜。

至于被欧阳修推崇的那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耍了点心机，但也把自己的名声弄坏了。

此次考试的题目出自《尚书》当中的“罪疑惟轻，功疑惟重”，苏轼为了论证这一观点，在里面写了这样一句话：

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

这句话到底出自哪儿，困扰了欧阳修、梅尧臣等名家宿儒很久，他们一开始以为是自己读书不广，没好意思问苏轼。但遍查典籍之后也没找到，实在没办法了，才求助苏轼给他们解惑，没想到苏轼来了一句：这是我编的！

很明显，苏轼知道自己考得太差，故意“兵行险着”，目的就是引起考官的好奇心，增加自己考中的几率。

作为一个非常严肃且认真的人，王安石十分反感苏轼的这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纵横习气，当年科举他就因为错用了“孺子其朋”的典故，被宋仁宗从“状元”改为了第四名“传胪”。（这在最近的一篇文章里有详细论述）

苏轼的这种投机行为引起王安石的不满，而其弟弟苏辙在比科举更高一等的制科考试上的表现，更是让王安石愤怒。

造谣、污蔑，苏辙以此博取直名

很多人都清楚“科举”考试，但对“制科”考试就感觉有点陌生了，它要比“科举”更高一级，也叫“大科”。

这种考试唐代就有，白居易就中过“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其难度要比科举更高，像“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就参加过三次“博学宏词科”，但都失败了。它主要是为了选拔一些更高等、更全面的人才，期限不定，宁缺毋滥。

宋代也有“制科”，内容也更为详细，但大部分科目都没人考，报名的也多是及第的进士，像苏轼、苏辙兄弟，还有一些社会名人，像苏洵。苏洵参加的是专门为布衣设置的“茂才异”这一科，但没考上。

苏轼和苏辙参加的是人数最多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这个名字一听就知道是干什么的，士人能参加的也多是这一科。像“博通坟典明于教化科”一般都是宿儒才能参加，人数极少；而其他的诸如“识洞韬略运筹帷幄科”、“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科”等等更为偏门的考试，基本有宋一代都没有人参加过。

“制科”考试的资格很难获得，苏轼是献了五十篇策论，虽然质量都很差，但数量足够唬人，这才取得了资格。苏辙是整理了父子三人的作品七十余篇，赢得了些许名声，被人举荐。

苏轼和苏辙参加制科考试是在嘉祐六年，当时在位的是已经当了四十年皇帝的宋仁宗（总共42年）。

殿试的时候，苏辙采用了一种非常取巧、但也非常令人不齿的方式。

他大肆抨击宋仁宗，说皇帝耽于女色，不理朝政；刚愎自用，不听谏言；穷奢极欲，鱼肉百姓。表现出了一番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形象，敢于死谏，正直不阿。实际上他是已经有了进士的身份，谁也不能把他怎么样，所以才有恃无恐。

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这一番做作的表现把王安石和一众宰辅重臣们都给气坏了！如此节俭的皇帝，竟然被苏辙抨击穷奢极欲？！

当年有人刚给宋仁宗送了几个美女，结果就有谏官跳出来说不能沉溺于女色，宋仁宗强忍着不舍，也立刻将她们全都遣散了。作为皇帝，宋仁宗的侍从还没有大臣们家里的仆人多，但却还有谏官建议对之进行裁减，宋仁宗就裁撤了身边一些对此不满的人，理由是这些人阻止自己接受谏言。

至于苏辙说宋仁宗穷奢极欲就更是扯淡了，宋仁宗做了42年的皇帝，连个庄园都不舍得花钱扩建，想喝羊肉汤了都强忍着，生怕底下人投其所好，惊扰百姓。最让人感慨的是，宋仁宗日常用的床帐、坐垫等都破破烂烂的，一直不舍得更换。

而苏辙的消息来源更是让人气愤，他说自己是“听说”的！实际上就是自己瞎说。

王安石之前是做过“起居注”的，和宰辅重臣们一起天天跟在宋仁宗身边，皇帝生活什么样子，他们比谁都清楚。看到苏辙如此污蔑宋仁宗，自然感到愤怒，除了司马光等人外，都要黜落苏辙！（文官内部倾轧，王安石要求黜落，司马光等就建议高中。）

但问题就在于，苏辙参加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风闻奏事本就是内容之一，不录取苏辙的话就坐实了他对宋仁宗不听谏言的指控。

所以，宋仁宗虽然也是个记仇的皇帝，但只能捏着鼻子，取中了苏辙，还给了他很高的评价。

好玩的是，王安石当时是“知制诰”，负责制定诏书，坚决不给苏辙撰写任命书，谁劝都没用，硬生生地把苏辙拦住了近一年的时间。

王安石的眼光还是准的。事实证明，苏轼、苏辙在治事上和司马光一个德行，都是练嘴的，非常喜欢表现士人的优越感，更是把底层百姓当成奉养士人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