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士诚败给朱元璋后，为什么一直被吴国人民怀念？
在江苏省的苏北、苏中地区，有很多人把睡觉叫作“上苏州”或“到苏州”，睡醒了叫“从苏州回来了”，催促别人睡觉叫“你还没上苏州啊”，这种奇特的方言现象，原来和六百多年前的一段历史有关。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建立明王朝，不久就将江南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五府的大量居民迁徙到人烟稀少的江淮地区，史称“洪武赶散”，这些移民再也回不去故乡，只能在梦中重归故乡，于是“上苏州”、“到苏州”便是因此逐渐成为睡觉的代称词的。那么朱元璋为何要将这些地方的人民迁移到北边的江淮地区呢？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个原因是在元朝末期，公元1343年，黄河决口，次年受灾区不断扩大。1351年朝廷为治理黄河强征民工15万，致使江淮地区负担大增，人民流离失所。元末农民起义兴起，江淮地区更是战乱频繁，人口锐减，到了明朝建立之初淮河流域已是人烟稀少，所以朱元璋要从江南富庶地区迁移人民来开垦荒地，充实人口。
另一个原因就多少带点传说的色彩。在当地民间传说中，朱元璋为了报复帮助张士诚的江南人民，才发起“洪武赶散”。事实这种传说也不是空穴来风，民国年间《盐城县志》所引的凌兰荪《凌氏谱》载：”元末张士诚据有吴门，明主百计不能下，及士诚兵败身虏，明主积怒，遂驱逐苏民实淮扬两郡。”朱元璋攻打苏州时，居住在苏州的人都竭力帮助张士诚，“全城归附，苏人不受兵戈之苦”，以致张士诚能守城十月，使“明主百计不能下”。
张符骧《吴王张士诚传》记载：
城困三载，民皆为王死守，无叛志。太祖使人徇于城下，父老荷戈答曰：“吾糠秕犹足支数年，岂降汝乎？”
百姓得益于张士诚宽柔的统治，不遭兵火，生活富足，自然会爱戴张士诚，从而尽心尽力帮助张士诚守城，致使朱元璋久攻不下，让朱元璋对此地人民怀恨在心。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面对名将徐达、常遇春的围攻，张士诚注定难免一败。当城破之日，这些百姓又是怎么做的呢？黄暐《蓬窗类记》记载：
被困日久，城中食尽。一鼠售钱三百文，革履鞍䩞，亦煮而充饥，甚危急。士诚乃集吴民告曰：“事势如此，吾无策矣，将自缚诣军门降，以救汝曹，若死守，则城破无噍类矣。”民闻伏地长号，有死守志，不听遣。
张士诚自愿投降以救百姓，百姓却伏地大哭，誓要死守。城破后，张士诚“悉驱其骨肉登齐云楼，纵火焚之，而己独不死，曰：“吾救一城人命。”乃就缚，俘至都下”，张士诚焚死家人，独自前去向朱元璋军投降，当时“吴民哭声数十里”。
张士诚被俘后被押送至应天（南京），《明史》、《太祖实录》记载张士诚在到达应天后自缢而死，而朱元璋的两名部下却记载了另两种说法：
上召见士诚，但瞑目不言、不食，赐之衣冠，亦不受。遂令御士扛于竺桥，御杖四十而死。上命焚瘗于石头城。（俞本《纪事录》）
械张士诚到京，太祖命缢杀之。（刘辰《国初事迹》）
《太祖实录》被朱棣及后面的皇帝修订过，《明史》更是清朝修成，所记载的事情已经经过了一定的美化，这么说来张士诚的死因还是很值得怀疑。
朱元璋平定吴地后，开始了对伪周（张士诚国号为“周”）的清算。先将张士诚手下的高官、军队的将校官员、各府的官吏及其家属押送至南京，共约20万人。之后便开始对苏州富户下手，“（九月）克平江，执张士诚。十月乙己，迁苏州富民实濠州。” 朱元璋当时在营建中都凤阳，又“徙江南民十四万实中都”。据《中国移民史》统计，洪武年间，苏北共接收移民81.4万，主要来自于张士诚所治旧域百姓，而最大的一支则是来自苏州地区。
朱元璋迁江南人民来充实江淮人口，这是历史上明确记载的，但原因并不能简单说是为了报复帮助张士诚的吴地人民，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江浙地区太过富庶，人口众多，经济繁盛，而北方的江淮地区则屡遭兵燹，人烟稀少，破坏严重，将人口迁去北方，既可以削弱江南的势力，又可以促进北方快速恢复生产，可谓一举两得。
最后来谈一下为何张士诚在江南这么得民心。元末群雄并起，张士诚出身贫苦，饱受元朝压迫，自然也加入反元的队伍。张士诚当时为了讨生活，和乡亲们一起做了私盐贩子，至正十三年（1353年）正月，张士诚秘密联络了弟弟三人及壮士李伯升等十七名胆大的盐民，杀死恶霸，打开富户的仓库，将粮食和钱财分发给当地的老百姓，盐场的盐丁们共同推举张士诚为首领，攻下了泰州。元廷派人拿着“万户”的委任状去招降他们，张士诚嫌官太小，不接受。他杀死了元廷派来的李齐，偷袭占据了高邮，自称“诚王”，国号“大周”，年号“天佑”。
三年后，张士诚攻占苏州、湖州、松江等地，自立为吴王，所占领的地区“南抵绍兴，北逾徐州”，大致相当于大部分江苏加上浙江北部地区。张士诚为人仁厚，大量士人投奔他，他也能礼贤下士，知人善用。同时他也安抚流民：“招纳流移，安抚百姓，盐城流民大半归家”。还有减免赋税的措施：“（田赋）悉免夙逋。赐当年田租十之四，并赐高年粟、帛及贫民粥糜”。张士诚取消了农民拖欠元政府的所有赋税，并把当年四成赋税返还给农民，把地主和富户的粮食衣物赐给贫民和老年人；在郡和县两级行政区分别设立劝农使和劝农慰，带领当地百姓兴修水利，发展农桑。
张士诚治下的“大周”，能在元末乱世中，保持较为繁荣的经济水平，物阜民丰，人民安居，这是很难得的，这与他出身贫苦，知人善用有关。但他也有自己的局限性，由俭入奢易，他和他的家族也渐渐变得奢侈、骄纵起来，在反元和降元间反复横跳，也可以看出他并没有朱元璋的志向远大。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遭到“洪武赶散”的百姓无疑是乱世中最为凄惨的，他们从江南富庶之地迁徙到荒无人烟的江淮地区，“苏州”成了梦中的故乡，只能在睡觉的时候在梦里回去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