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为什么不管“君子协议”，去攻川军？徐向前回忆录作解释
作者：莫孤烟
1933年9月，红四方面军乘仪南战役大胜的余威，挥兵营山、渠县，目标指向川军第20军。关于是否发动这次战役，在方面军总部引发剧烈争议，并由此产生了一起令人无比痛惜的冤案。
川军第20军军长为老牌军阀杨森，其人八面玲珑，惯于左右逢源。自红军入川以来，杨森的处境极为不妙，既要抵挡数万之众的红军，又要防备“四川王”刘湘趁机夺他的地盘。两害相权取其轻，杨森左右权衡之后觉得还是刘湘威胁更大，心中便有了联合红军对付刘湘的想法。
中年时期的杨森
杨森的这一心理已被红军摸透，于是和杨森举行了两次秘密会谈。此时的局面，和红一方面军长征前夕和“南天王”陈济棠秘密会谈如出一辙，都是利用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实施“远交近攻”的手段。
第一次密谈在1933年初春，地点在巴中县东南方向的得胜山。胆大包天的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亲自出马，一身青衣小帽，乔装成收山货的客商，单刀赴会。杨森则派部下李麟昭为代表前往。
杨森的本意是双方平等成立联军，共同对付刘湘，联军之间只在军事行动上协商行动，不存在隶属关系。不过咄咄逼人的陈昌浩的要求有些过分，他要杨森彻底归顺红军，番号撤销，一切行动听红军总部指挥。这样的要求，杨森当然不会答应，第一次密谈无果而终。
几个月后，双方再次谈判。杨森派手下旅长夏炯出面，红军方面则由陈昌浩和黄超两人前往。经过一夜密谈，双方达成秘密协议：红军与杨森部各不侵犯，红军在和刘湘部队交战时，由杨森部提供部分补给。
川军资料照
为了防止落人口实，这次协议只是口头商量，没有形成文本，双方均已诚信为本。协议达成后，夏炯调拨军装、弹药以及不少物资赠送给红军，还拿出两支进口驳壳枪送给陈、黄，充分表达了己方的诚意。
第二次密谈在极小的范围内进行，知情人极少。特别是黄超死得很早，陈昌浩由于历史负担沉重，而长期谨言慎语，使得这一事件后来几乎无人知晓。直到1982年，夏炯的女儿向徐向前办公室写信，向徐帅求证此事。徐帅回忆确有此事，不过他当时在前方打仗，并未具体涉及，因此细节并不清楚。徐帅特意强调，夏炯当年对红军帮助很大，对革命是有贡献的。
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还健在的四方面军干部中，真正了解这一事件的是方面军电讯局长宋侃夫。据宋侃夫回忆，当时四方面军有不少干部主张联杨抗刘，但张主席的意思只是想暂时利用杨森。而当红军打垮了邓锡侯等人之后，张、陈立即主张打杨森，于是在领导层内部产生了不同意见。
【宋侃夫被称为中国红色电波之父，对红军通信联络、电信建设、侦破敌军军事情报发挥了重大作用】
协议不过是利益博弈中相互妥协的产物，是否遵守协议，那要取决于双方实力的对比，以及形势发展的需要。红军与杨森订立的协议连一个字都不存在，其脆弱性可想而知。等到红军领导人认为已经不需要用协议来维持多边平衡的时候，兵戎相见也就免不了了。
战役发起前，参谋主任舒玉章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不应该向已经秘密订立互不侵犯协定的杨森开火。他认为杨森具有进步性，是可以争取的。刚订了条约就毁约，这让红军背上了言而无信的骂名，就算这一仗大获全胜，那也是因小失大，因为从此之后没有人再敢和红军打交道。
舒玉章质问陈昌浩：“协议是你亲手定的，为什么要亲手撕毁？”陈昌浩对此无法回答，面露尴尬。
陈昌浩
关于红四方面军为什么违反了“君子协议”这一问题，徐向前多年后在他的回忆录中也从军事角度做了解释——川军20军的前哨据点伸进巴中县境南部，极大限制红军的回旋余地。如果敌军前来围攻，20军就是钉进根据地腹心地带的一颗钉子。不拔掉这个钉子，红军进退失据。因此，从军事角度考虑，他也赞同攻打20军。
营渠战役最终还是发动了，徐向前的部署是让红30军正面突击，9军和4军两翼迂回，结果十天之内势如破竹，歼敌3000余人，缴枪2000余条。川军溃不成军，残兵逃到嘉陵江以西。杨森大骂陈昌浩不讲信义，连袍哥都不如。
胜利了，皆大欢喜。陈昌浩喜气洋洋地让电台赶紧给坐镇后方的张主席发报，报告营渠战役取得重大胜利。据宋侃夫回忆，舒玉章当时在一旁连声叹息：“仗是胜了，协议也毁了！”陈昌浩搬出这次战役的辉煌战果来辩解，反问舒玉章“消灭杨森数千人难道不是胜利？”
舒玉章直言不讳：你是谈判代表，亲手缔结协议，又亲手违背协议，这样做不对！陈昌浩拿出杀手锏：“你有意见为什么不跟张主席反映！”
耿直倔强的舒玉章，激愤之下就给张打了电话，张说“这事是我拍板定的，是正确的”。舒玉章当即说了句给自己惹来杀身之祸的话：“你拍板定的，也不一定对。”
四方面军的官兵，畏惧张主席如阎王爷，敢如此赤裸裸地反驳他，舒玉章是第一人。性格急躁且颇有些书生气的舒玉章知道，祸从口中，干脆豁出去了，直言张、陈他们是单纯军事观，即便官司打到最高层去，他也保留意见！
在方面军总部机关，徐向前一直营造宽松气氛，鼓励大家畅所欲言，集思广益。看到舒玉章和陈昌浩越吵火药味越浓，徐向前出来打圆场：“打没好手，骂没好口。仗已经打完了，有的是时间坐下来，大家都心平气和地研究。”
红军时期的徐向前
可是，陈昌浩的火已经收不住了，给舒玉章扣上了一顶“反对政委”的大帽子。这还不算狠的，又来了一句“你是个日本特务！”
[SITESERVER_PAGE]舒玉章是东北满族人，先是毕业于黄埔四期步兵科，之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四方面军里罕见的科班出身的军事人才，因此深得徐向前器重。徐见陈昌浩越说越过分，简直是要把舒玉章置于死地，便继续好言相劝：“打杨森正确与否，可以讨论。舒主任保留意见，也没有错。有话好好说。”
陈昌浩在冲动之下显露出专横的一面，下令警卫战士把舒玉章捆起来。红军搬行的是苏联红军的政委制度，政委具有生杀大权，军事首长也无法干预。回到后方后，事态升级，舒玉章被关进班房，后来被杀。据宋侃夫说，他是被活活打死的。
徐向前
徐向前百感交集，对舒玉章的痛惜、对陈昌浩的霸道、对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锥心刺骨，数十年后还说，舒玉章是个好同志，死得冤枉。宋侃夫说，舒玉章不仅精通司令部参谋业务，而且出身黄埔、参加过北伐的他对蒋军的情况也很了解，这对情报工作帮助很大，他的死损失太大了。
事后来看，关于这场争论，舒玉章和陈昌浩各有各的道理，但从长远来看，舒玉章无疑是正确的。主席曾说，所谓统战工作，就是“把支持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自己的人搞得少少的”，而红四方面军的主要负责人，显然没有这样的认识。事实上，也正是在营渠战役之后，以往勾心斗角、一盘散沙的川军破天荒地团结起来，导致红四方面军的仗是越来越难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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