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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4年12月7日，周恩来返回延安，国共谈判第一次中断时，美国使馆人员就对赫尔利的行为表示不满。

赫尔利为了给国民党制造政治优势，迫使中共回到谈判桌，于1月16日对使馆人员下达了一道封口令：

对蒋介石不利的任何事情都不要通过外交渠道报告华盛顿。他向使馆人员宣称，美国的政策是无条件地支持中国的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

1、赫尔利的专断

一些使馆官员并不愿服从他的命令，他们觉得他们有责任让华盛顿了解中国的现实情况。

使馆政治科科长阿瑟·林沃尔特在赫尔利的封口令下达后不久，违背赫尔利的命令，向美国国务院发送对蒋介石不利的报告。

他告诉华盛顿，根据可靠情报，国共两党已经用6个师的兵力在交战，中国人对在美国继续给蒋介石无限支持的情况下实现国内和平的前景感到悲观。

戴维斯在赫尔利准备迫使中共接受国民党的三点反建议时，对赫尔利提出忠告，认为美国固然不必完全抛弃蒋介石，但应当准备给予共产党人以事实上的承认和援助。只有这样做才能防止延安受苏联势力的支配，尤其是如果苏联进入东北参加战争，那它就更有可能把延安置于它的影响之下。

戴维斯再次宣称，支持共产党人是使美国“同中国最团结、最进步、最强大的势力站在一起”的最好办法。

戴维斯在给华盛顿的报告中指出：国共谈判失败了，现在是美国明白告诉蒋介石，美国将同它认为的最能对抗日战争作出贡献的任何派别的中国军队合作，并且有权向他们提供援助的时候。

驻华使馆的二秘卢登在结束了长达4个月的对中共根据地的考察后，于1945年2月7日给美国国务院发了一份备忘录，描述了中共实力的增强和中共根据地的扩展计划。

2月14日，谢伟思和卢登根据卢登的考察起草了一份给魏德迈的措辞激烈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也发给了国务院。

备忘录指出，美国在远东的政策眼下只能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在尽可能少地牺牲美国人生命的情况下，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打败日本。为实现这个目标，所有其他考虑都应从属于这一目标。有大量证据表明，对当前的国民党政府而言，抗击日本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保存自身的实力。

蒋委员长一直没有放弃以武力消灭所有政治反对派的意图，国民党专注于围堵共产党，以防止中共力量的扩大。美国的政策目标是促成中国政治统一，因为政治统一是中国有效的军事动员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但美国目前执行的政策，不仅不能促进中国的政治统一，而且妨碍了政治统一。美国在中国的声明和行动使国民党政府相信，美国会继续支持它，并且只支持它。除非了解国民党政府的目标，对它施加相当大的影响，使它朝国内统一的方向前进，否则，不能希望局势会有任何改善。应当承认，到现在为止，用外交手段解决国共两党分歧的努力是失败的。

此外，美国财政部的驻华代表爱德乐写信告诉财政部长摩根索，总统的那位特使完全误解和歪曲了现实。

亟须华盛顿施加压力的，不是共产党人而是国民党人。蒋介石抱有一种“拼死的愿望”，一种加快发动内战的劲头。赫尔利继续迎合蒋介石的反动的、死不妥协的立场。

爱德乐希望能促使摩根索把这一情况告诉罗斯福，以便让罗斯福约束赫尔利。他不无担忧地说，赫尔利不断铸下的大错很可能导致内战，使共产党人完全同美国疏远，并使中国变成苏美冲突的焦点。

赫尔利知道美国在华人员的不同意见后，利用一切机会替自己的立场辩解，寻求美国政府各部门的支持。

国共谈判第一次中断时，美国驻华外交人员即向国务院指出了赫尔利片面支持国民党的错误。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对赫尔利提出了询问。

1944年12月24日，赫尔利在给国务卿的电报中回答说，在他所从事的一切谈判中，他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理解一直是：

（1)防止国民政府的崩溃；(2)支持蒋介石作为国家首脑和军队的委员长。

他的辩解实际上得到了默认。

1945年1月4日，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在给罗斯福提交的有关赫尔利的意见和活动报告中，对赫尔利的做法没有提出任何疑问。

2月15日，魏德迈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

“我已要求每个军官都表示理解我所遵循的有关中国战区的政策。要求每个美国军人都表示，他懂得并理解这种政策。我所遵循的政策是，在中国战区内，我们不给任何个人、任何活动或任何组织以援助，这就是我的命令，而且我正在执行此命令。显然，各方面随时都要求我们给予援助，但我奉命只援助中央政府，我打算尽我所能这样做。中央政府是我国政府所承认的。”

这样，赫尔利与魏德迈作为美国在华政治与军事代表，联手把持美国对华政策，封杀不同意见，促使美国对华政策向着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转变。

2、美国使馆内部的纷争

1945年2月16日，周恩来再次返回延安，谈判再度陷入僵局。

赫尔利于2月19日回华盛顿，寻求政府对其支持蒋介石立场的认可，并商讨下一步的对策。

赫尔利暂时离开驻华使馆，让美国驻华使馆官员感到，这是一次宣泄被赫尔利压抑已久的内心情感的好机会。赫尔利对他们所写的报告严格审查，不让他们向国务院发送报告，这次他们终于有机会向国务院表达他们的真实想法了。

2月28日，他们联合给国务院呈送了一份报告，提醒国务院注意当前的危险。报告经驻华使馆全体人员的集体讨论，由谢伟思起草，使馆临时代办乔治·阿切森也在报告上签了名。

这份驻华使馆人员的联名报告，对赫尔利片面支持蒋介石的政策提出严厉批评，指出美国对国民政府的种种援助正在给蒋介石一种力量增强的感觉。

美国坚持只给予中国中央政府支持，导致蒋介石产生不现实的乐观，使其不愿意作出任何让步。报告建议美国政府明确告诉蒋介石，出于军事上的需要，美国政府要向共产党和其他能协助对日作战的集团提供援助并同它们实行合作，美国政府正在为此而采取直接步骤。

报告提醒说，赫尔利大使的行动已经损害了中国和平与统一的机会。报告争辩道，避免内战的唯一希望在于表明美国愿意和延安合作，并迫使蒋介石和中共分享权力。

共产党的实力正在增强，他们正在谈论寻求苏联支持的问题，“让共产党人得到美国的帮助，要比谋求俄国人的直接或间接的援助和干预远为有利”。

美国必须接受中国的现实，确保与中国内部对日作战的所有力量实行合作，让共产党人留在美国一边，而不是将他们推向苏联的怀抱。

这份电报实际上是坚持史迪威的与中国一切抗日力量保持合作的观点，再次呼吁美国对华政策保持灵活性，它使驻华职业外交官与赫尔利之间关于国共问题的处理方式的争论达到了顶点。

3、赫尔利与魏德迈的游说

3月2日，美国代理国务卿约瑟夫·格鲁将报告的副本送呈白宫，格鲁在报告上批了意见。他说，电报非常清楚地提出了国共两党撮合不到一起产生的危险；国务院对蒋介石最近态度僵硬的种种迹象一直感到十分烦恼；局势的发展表明，在实施美国对华政策时需要有灵活性，这可能意味着美国要避免单独刻板地与任何一方联系。

格鲁建议白宫，利用赫尔利和魏德迈都在华盛顿的机会，研讨驻华使馆人员提出的建议。

3月4日，赫尔利看到阿切森给国务院的报告。3月5日，他向远东司司长约瑟夫·巴兰坦提出抗议，说：

发这封电报是他的部下对他不忠的行动，电报把一个他认为已经解决的问题重新提出来了，即使承认共产党为武装交战一方的问题又复活了，史迪威正是因为这一问题被召回的。

巴兰坦表示，驻华外交官员没有任何不忠诚的迹象，由于局势严重，考虑美国政策的每一种可能性，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绝对必要的与巴兰坦的争辩说明，赫尔利的支蒋政策并没有得到国务院的完全认同。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赫尔利、魏德迈在华盛顿四处奔走游说，谋求总统、参谋长联席会议和美国陆军部的支持。

赫尔利见了罗斯福总统，向总统汇报了他在中国维护蒋介石最高权力的做法。

罗斯福与赫尔利的两次会晤都没有留下正式的文字记录，但从一些简短的记载和以后发生的事情看，总统无疑支持了赫尔利。

在赫尔利第二次去见总统时(3月24日)，总统还把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关于远东的秘密协定的文本给他看了，并指示他取道伦敦和莫斯科，以取得英国和苏联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支持。

赫尔利与魏德迈还与美国参谋长举行了会晤。经他们的游说，参谋长们形成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看法：

共产党是力量单薄的少数党，只要向蒋介石的中央政府提供数量较小的援助，共产党在中国的武装就可以平息下去。

魏德迈告诉陆军部部长史汀生，蒋介石已经大大提高了其军队的质量，要摧毁他在国内的反对势力，不会有什么困难。

接下来，赫尔利毫不留情地对他所谓的“不忠诚”的下属进行清洗。戴维斯是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始作俑者，是支持中共的代表人物，第一个遭到清洗的就是他。

1944年12月17日，戴维斯背着赫尔利与陆军部军官到延安与中共商讨军事合作，从延安一回来，他就受到赫尔利的强烈指责。戴维斯被调离驻华使馆，到驻莫斯科大使馆任职。

包瑞德随后也因参与莫克莱尔计划，被调离了观察组，派到昆明任职，其观察组组长的职位被迎合赫尔利和魏德迈的伊凡·耶顿上校接替。

谢伟思在中共“七大”即将召开之际，被驻华美军司令部派到延安，了解中共的动态。赫尔利在华盛顿得知谢伟思去延安，认定谢伟思是去将美军在中国登陆的秘密计划交给共产党，于是大为恼火，要求将谢伟思调回美国。

3月30日，谢伟思接到了离开延安，返回美国的命令。

1945年4月15日，阿切森也被迫离开了驻华使馆。至此，与赫尔利唱反调的外交人员一一都被调离了岗位。

4、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向

赫尔利四处活动，终于成功地获得了华盛顿对其扶蒋剿共政策的全面支持。在美国国务院，不再有人公开反对赫尔利。

美国陆军部也因在中国登陆的计划取消，对中国失去兴趣，不再与中共探讨任何实质性的军事合作。

罗斯福听到的都是来自国会要求支持蒋介石的声音。

众议院议员周以德1945年3月15日在众议院的鼓噪是这种声音的代表。周以德在众议院发表演讲，对批评蒋介石的美国人大加谴责。

他把蒋介石描述成“伟大的爱国者”，美国忠实可靠的盟友。

共产党则被其描述为“邪恶的苏联的傀儡”，如果让中共建立起“赤色中国”，必然危及美国基本的安全利益。

这些观点对罗斯福的决策产生了影响。罗斯福也相信，不管蒋介石有多少缺点，但蒋介石治下的中国将是美国可靠的盟友，而共产党将是苏联的盟友，为此，美国只能选择支持蒋介石及其政府。

1945年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演讲，向外界公布，他在这场要不要支持共产党的斗争中，取得了完全胜利。

他宣称，美国的政策是“只承认中国国民政府为中国政府，不承认中国任何武装军阀和武装政党”，“坚定地从经济、军事和政治上支持中国国民政府”，还说，“只要还有强大得足以反抗国民政府的武装政党和军阀存在，中国就没有政治统一的可能”。

赫尔利把中共武装与军阀武装相提并论，将其看做中国实现政治统一的障碍。赫尔利的公开演讲表明，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彻底转向了扶蒋剿共。

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扶蒋剿共政策表示极大的不满和谴责。

5、中共的态度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说：

“我们要求各同盟国政府，首先是美英两国政府，对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呼声，加以严重的注意，不要使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我们认为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

在中共“七大”闭幕词《愚公移山》中，毛泽东把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比做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头号帝国主义当然是指美国。

他明确表示反对美国的扶蒋剿共政策，也明确表示不再欢迎赫尔利到解放区。

他谴责说：

“美国政府的扶蒋剿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毛泽东连续为新华社写了《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等评论，抨击赫尔利在中国推行的扶蒋剿共政策。

他指出：

“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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