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韩讲了一个故事：童年旧事

上世纪五十年代，锡林南路竟无一所小学，及至我要上学了，还得跑到遥远的旧城去。中山西路小学离家真远，如果走小路，需要穿过郎神庙、戏子坟（现在的“都市华庭”位置），穿过四无遮拦的人民公园。沿着公园的湖边一路小跑时，我总不忘摸摸在狼舍外面放风的狼仔。

春秋雾起时，上学路过坟岗十分害怕。清晨，孤寂无人，我战战兢兢，绝不敢看塌陷的墓坑里的尸骨。那时的孩子真不金贵，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不用自行车去送我上学。

依稀记得1957年的盛夏，一天下午放学早，我步行穿越人民公园、体育场回家。那时体育场附近有一片小树林，行人寥落，只见一个年轻叔叔在那里孤独地踯躅。他见我过来，塞给我半个牛舌饼，并邀我陪他去旧城“浴芳池”洗澡。我连犹豫一下也没有就随他去了。那天回家有点晚，和父母说起来，他们似乎也没有警告过我什么。

其实母亲并不对我放任自流。一天，我放学回家，途经市展览馆时，在垃圾堆旁捡到一把克丝钳子。拿回家兴冲冲地给母亲看，引起母亲的警觉。母亲严厉地问我，东西是从哪里来的？我告诉她是捡的。母亲不信，非让我领她到拾物地看看。于是我放下书包，径直把她领到拾物的那个地方。那是个雨后，地面潮湿，地上还留有那把克丝钳的印痕。母亲将克丝钳按原样摆好，对我说：“记住，咱们不要别人的东西！”然后默默地拉我回家。事过数十年，犬子韩龙捡拾东西，我也依样处理。

那时，下午就一节课，每天早早就放学了。回家如果走大道，正好路过中山西路新华书店。记得书店正门的两侧各有一条语录，都是俄国作家高尔基的话：“我扑在书籍上，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爱书吧，它是知识的源泉。”

书店里顾客很少，经常空空荡荡。夏天，里面非常凉爽，是个避暑的好去处。我每天下午放学路过时，总要进去看书。那时的书店还不兴开架售书，读者想翻阅哪本，需要请求店员给抽取。因为我是常客，因此对我网开一面，容许我直接绕进柜台取阅。我找到喜欢的书后就靠在书架旁、或盘腿坐在地上静静地阅读。看到入迷时，常常忘了回家。一次外面天已放黑我都不知道，直到母亲找来，我还沉浸在故事中。

有几次，我今天没看完的书，再去了就不见了。我问售货员阿姨，阿姨说已经卖出去了。后来我心生一计，凡是没看完还想看的书，就偷偷地藏在书架的深处。再去时，直奔藏匿地点，顺手抽出。

新华书店的二楼还有许多医学书籍，一天我在那里翻阅《妇产科学》，但其中的内容怎么也看不懂，一个售货员阿姨发现后并不阻止，只是捂住嘴偷笑。

后来，新华书店的售货员阿姨们都对我非常熟悉了，有时去了还给我倒水喝。有些我特别入迷的书，甚至让我拿回家读，不过那些阿姨们总要再三叮嘱：“拿回去看吧，千万不要闹脏。看时先洗洗手，注意不要把书角折了，要不就不好卖了。”有时我想看书架顶端的书，她们也不厌其烦地搬高凳帮我去取。

在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一个女老师被划成了“右派”。大字报、漫画、还有她划着“×”的名字在校内外，满世界地贴着。老师的样子让人画得很丑，四肢很单薄、头很大、披头散发。有的还长着一条很长很粗的毛茸茸的尾巴……乍一看到这些，我差点晕了过去。

那个老师的女儿在我们班读书。许多淘气的男同学，总要合起伙来，当着她的面，扯起喉咙喊她妈妈的名字。他们喊完就跑，大概以为这是世界上最愉快的事情了，可我却感到非常难过。

这个女同学和我很好，她妈妈也是基督徒。她住得离我家不远，下学我们经常相跟着回家。路过那个书店时，她也经常进去看书。那是个漂亮的小姑娘，因为年代太久远了，我无法打听到她的下落。我近年来还在梦中见过她，她还是那个既娇羞又悲摧的样子。现在即便路遇，也认不得她了，因为她也是年逾古稀的老太太、祖母级别的人了。

一天，班主任老师在开班会时说，打算在班里搞个“图书角”，要求同学们捐献书籍，每人最少两本，多者不限。同学们都很热情，这个两本、那个三本地把家里的书拿来了。我也把父亲给我买的三本新书都捐出去了，记得其中有一本是《法布尔昆虫记》，受到老师的表扬。

那几年，由于家远，我中午回不去，每天从家里带饭。饭后无事可做，唯一的兴趣就是读书。记得在“图书角”读过的书有《鲁滨逊漂流记》《格列佛游记》《地心游记》《八十天环绕地球》《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敌后武工队》《醒世恒言》《初刻拍案惊奇》等等。《初刻拍案惊奇》第一卷中《转运汉巧遇洞庭红》的故事情节至今铭记心中。

依稀记得，有个同学还从家里拿来一本民国时出版的《亚森·罗宾探案集》。老师审查后说不适合我们阅读，又让他拿回去了。那本书我也大概翻阅了一下，书中写到世态百相时，有“愁红①美女、惨绿②少年”的字样，其它细节已统忘却了。

后来才知道，亚森·罗宾（Arsène Lupin），又译为亚森·罗平或亚森·罗苹，是法国作家莫里斯·卢布朗笔下的一个侠盗。他头脑聪慧、心思缜密、风流倜傥、家资巨富，常常盗窃非法敛财富人的财产来救济穷人，因此穷人们给予他“侠盗”“怪盗”“怪盗绅士”的称号，他同时也博得了当时无数纯情女子的倾慕。

那时，如果遇到工人文化宫上演新电影，我也会去看，儿童票才五分钱。我买好票后，跑步入场，然后径直奔上二楼，在二楼第一排中间的位置坐下，因为那里视线最好，没有任何遮挡。《红孩子》《鸡毛信》《柳堡的故事》《山间铃响马帮来》《国庆十点钟》《女篮五号》《护士日记》都是那时看的，记得还看过几部外国影片：《流浪者》《偷自行车的人》《运动场上的奇遇》。

电影《红孩子》插曲《共产儿童团歌》；《柳堡的故事》插曲《九九艳阳天》；《女篮五号》插曲《青春闪光》；《护士日记》插曲《小燕子》；《流浪者》插曲《拉兹之歌》《丽达之歌》，我至今能朗朗上口。

偶尔周末学校有活动，放学晚，我回家穿越人民公园，总能听到露天舞场传来的轻盈飘逸的舞曲，男人女人们都在里面“蹦擦擦”。那时的舞曲非常轻柔妙曼，据说“慢四步如抒情的流水，快三步如燃烧的火”。

有时舞场里还跳集体舞：“米到到到发米来，来到西到来到到，到米来发，米来到西到到到……”“骚到到稀拉骚，骚来来米来到，骚到到稀拉骚，到骚拉稀到，骚骚骚骚拉骚发，发骚拉拉骚发骚……”

有人曾说，舞蹈就像爱情，只要臣服于音乐与心灵，它就会让生命粗糙的边缘变得平滑。所以，就像每个年代的人们都渴望爱情一样，舞场也被每个年代的人们同样热切地渴望着。因为无论在任何时间，舞场里迸发的激情总让人感觉就像触摸到了跳跃的青春脉搏，还有那刻印着生命的旋律。因我那时年龄小，对此浑然不觉。

直到成年，我才知道了那些舞曲的名字：《快乐舞》《逍遥舞》《彩云追月》《步步高》《青年友谊圆舞曲》③。

露天舞场就在公园西门里的墙根下。那时，因为好奇，我经常和小伙伴们混进去看大人跳舞。记得场地是一个直径一百多米的大圆圈，还有不太高的围墙。男青年穿着流行的花衬衫，尖尖的皮鞋擦得锃亮。头发都用火剪拉过、上面打着发蜡，很吸引人的眼球。女青年大多穿“布拉吉”，所谓“布拉吉”，说白了就是连衣裙。短袖有点“泡”、褶裙也有点“泡”，小圆领，腰上还有根带子。不少女青年还把发辫在两侧挽个圈儿，用手绢系起来，优雅极了。不知是请哪的文工团乐队前来伴奏助兴，他们运来的几架演出用的聚光灯支在舞池四周，灯光闪耀、色彩迷幻、好不气派。

依稀记得，男人请女舞伴都非常有礼貌。深深地鞠躬，右手做出潇洒的邀请姿势。一曲跳结后男对女要说声谢谢，个个都是那样彬彬有礼。我还看到一个高个子的漂亮女人旋转得飞快，我那时小，不知道她跳的是维也纳华尔兹，只是感觉特别好看。我喜欢看她跳，她一身打扮如同骄傲的公主，特别引人注意，请她跳的男人恨不得排队了。

由于我们几个孩子在舞场里乱跑，还不时用手指捅一些肥女的屁股，没一会儿就被管理人员驱逐出来了。

1959年，饥荒不期而至，人们饥肠辘辘，哪还有心思跳舞，公园的露天舞会从此歇业。露天舞场直到上世纪末还存在，进入新世纪后被拆除了。

我学跳舞很晚，因为据母亲说，跳舞这个事情不好，五十年代因为跳舞，家庭解体的很多。堂姐丽安，就因为跳舞认识了我的列车员姐夫。她那时正在读初中，因为恋爱再也无心读书，伯母为此气得死去活来。丽安其实是伯母的养女，她跟随旧城天主堂的修女波姑姑到四岁，那时她满口英语，一句汉话也不会。归绥解放后，我党要独立自主办教会，波姑姑只好回国。中央政府不容许外国人收养中国儿童，不得已把她留给了我的伯母。伯父伯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望女成凤心切，一心想让她先念清华北大，然后再出国留洋，谁曾想她连读高中都无望。

唉，如果不是公园的露天舞场，丽安姐不会直到退休仍在医院当护士，“儿大不由爷，女大不由娘”呀。

那时，除了过年，我最喜欢清明节。学校通常会在清明节停课一天，组织大家去大青山烈士公墓祭扫献花。在烈士墓前默哀时，同学们都低着头假装悲痛，个别具有表演天赋的还能在合适的时候抽泣几下。但多数同学无论如何都掩盖不住巨大的喜悦。因为按照惯例，扫墓之后就是登山，顺便采摘野花，那才是我们兴奋的根源。

然而，快乐总是短暂的。返回的路上，同学们都耷拉着脑袋一个个垂头丧气。不是因为累，是因为回去还要写一篇500字的作文。老师说：“同学们要记住，题目不是《快乐的一天》，而是《清明缅怀革命先烈》。”真令人崩溃。

那时，一看到列车，就想为辛苦的列车员倒水；一看到老奶奶，就希望她摔倒然后上去扶；一看到比自己年纪小的孩子，就恨不得他马上迷路，好送他回家；一看到农民伯伯的拖拉机开过，就盼着它陷入泥坑，可以上去跟同学们一道把它推出来。若这些受助者问我们名字时，我们会扑闪着大眼睛，回答：“不要问我的名字，我叫红领巾。”

我童年见过的最神奇的玩具是一艘煤油汽艇，是在大爷家看见的。小艇比一块香皂大点，铁皮焊的，尖底，有个小船舱，里边有个放煤油的小盒子，盒子有一个通气管，通到船尾外边，煤油点燃产生的热气从船尾喷出，小船就“突突突突”地向前开走了。煤油是通过灯捻子点燃的，在洗脸盆里玩，能跑挺长时间。那天堂兄利生在脸盆里给我表演，我看的发呆。大爷看我喜欢，让利生送给我，利生不肯。

记得有一年春节，大爷给我买过一挺木制机关枪。那挺机关枪是黑色的，前面有两个作支架的腿子。其中一个腿子，给我时就断了，大爷用细铁丝缠绕着。我现在猜想，大爷一定是买的处理货。尽管如此，我也该感谢大爷的爱心，因为大爷非常节俭，火柴盒、点心盒都舍不得扔，都垒摞在凉房里。

二大爷似乎比大爷要出手大方。记得二大爷曾经从北京给我买过一盒橡皮泥，以及一大堆玻璃小猪、小羊、小马、小牛，指甲盖大小的动物装满了一小盒。那些玩具当时在中山路的联营商店花钱也买不到。这些都是我儿时的重要事件，不能不提。

1959年的夏天雨水很多。一天下午放学，天色尚早，但彤云密布，四围黑压压的。我刚从旧城走到“市毛”，天上就电闪雷鸣，炸雷仿佛在头顶滚动。随之大雨就像瓢泼一样从天而降，疑似银河漏底。中山西路平地起水，顿时成了河流。我站在“市毛”通往火车站马路中央的大榆树下，浑身被浇得犹如落汤鸡。突然见一个骑车的叔叔也冲过来避雨，他因为有雨披，上身还好，但皮鞋和裤子都已湿透了。我因为冷，浑身瑟瑟发抖；又因天色黑暗，心中有些恐惧。

大约过了半个钟头，雨才小了下来，那位叔叔骑车要走，问我要去哪里，我说想去市立医院找妈妈。他立即把我抱在自行车的大梁上，骑车一直把我送到市立医院门口，然后挥挥手就冒雨走了。我找到母亲，说明情况，母亲想感谢人家，但是这位叔叔连名字也没留下，终成遗憾。这是我一生中遇到的第一位雷锋，不知道送我的过程，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了没有。

注①：愁红，谓经风雨摧残的花。亦以喻女子的愁容。唐·李贺《黄头郎》诗：“南浦芙蓉影，红独自垂。”唐·温庭筠《惜春词》：“ 秦女含嚬向烟月，愁红带露空迢迢。”

注②：惨绿，浅绿，指服色。原指穿浅绿衣服的少年。后指讲究装饰的青年男子。出自唐·张固《幽闲鼓吹》：“喜曰：‘皆尔之俦也，不足忧矣！末座惨绿少年何人也。’答曰：‘补阙杜黄裳。’”

注③：1955年，中国青年代表团参加由苏联发起、社会主义阵营广泛参与、在波兰举行的第五届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当时世界青年联欢节向全世界征集歌曲，《青年友谊圆舞曲》就是在这次征歌活动中创作出来的。

蓝色的天空像大海一样
广阔的大路上尘土飞扬
穿森林过海洋来自各方
千万个青年人欢聚一堂
拉起手唱起歌跳起舞来
让我们唱一支友谊之歌
……

记得这首歌是音乐老师教会我们的。但我对其中的一句歌词一直耿耿于怀，但是又不敢向老师质疑，这句歌词就是“广阔的大路上尘土飞扬”。那时归化城除了中山西路是大日本皇军给修的水泥路面，其它地方都是土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参加青年联欢节的男青年清新俊逸；女青年艳丽如花，头上着发蜡、脸上抹“雪花膏”“万紫千红”，一遇飞扬的尘土还不都荡扑成了土地爷的外孙？过去皇帝每到一地视察，地方官员还要清水洒街、黄土垫道地列队迎接呢，青年联欢节真不讲究。（作者 韩丽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