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伯的故事

四伯小名务正，大名(本地亦称官名)连成。从名字上似乎可理解为只要务正业就可以连连成功。名字给人的第一感觉是四伯其人必是识文断字之人。其实不然，四伯是个地地道道的文盲，盲到连自已的名字都不认识，更不论写了。我到现在都很难明白，如此具有传统文化意义的名字到底是谁给起的。据说他家三代贫农，代代文盲。

从我记事之日起，四伯就与我结邻而居。四伯家的院子很大，房屋却很少，人也很少，除了四伯，就是一个称呼他为爷爷的女孩，名叫腊女。腊女比我大四岁，却称我为叔。小时候总觉得我年龄太小,腊女称我“叔”不合适，我当叫腊女“叔”才对。为此母亲还笑着安慰我"人小骨头老，按辈份腊女应叫你叔，没啥不好意思的”。据说腊女是同村本家一对夫妻收养的遗孤，因男人病逝，女人再嫁，大队书记命令四伯继续收养腊女。

四伯那时已三十过了，仍无妻室，加之人生性秉直，不爱言笑，没有多余的话。村中人看待四伯和看待别人似乎总有些不一样，多有鄙视，略带同情。十岁的腊女被四伯领回家的时候我约略记事。四伯家的院中有一棵梨树，填补了院子的空旷。小时候对季节没有概念，我总觉得雪白的梨花开后梨子就熟了，腊女就会站在小木凳上，从低矮的墙头递过两三只梨。四十几年过去了，那梨的味道总在我的梦中飘荡。那时大人趁小孩睡觉就去田间劳作，我常被繁忙的父母反锁家中。当我孤独恐惧地坐在院中大声哭喊时，十有八九腊女的脸庞便出现在墙头，笑嘻嘻的，我的哭喊立即就停了。当时就觉得腊女像仙女，在我孤苦无助时会突然从天而降，用笑声给我欢乐。

四伯个头很高，人很瘦，显出干净精神的样子。他的表情时常僵硬，我从未见过他笑。听说四伯旧社会十五六岁就为地主看家护院，有土匪来抢劫，地主带着四伯等人一起持猎枪还击。因四伯冲得太靠前，被土匪看清了模样。一次外出让土匪认出，被五花大绑拉进了匪窝打得皮开肉绽，扔到地主家门口。地主是同村的，辈份很低，人也谦恭，虽比四伯年长许多但仍称四伯为四爷。当家人把四伯抬进院内，地主问“四爷，疼不？"四伯居然说"不疼,不疼"。地主竖起大拇指，夸四伯真是英雄好汉。四伯竟然真的第三天就能打扫庭院，喂猪喂牛了。

此事在村中流传很广。后来批判地主时这就是其中一条罪状，说地主不给长工看病，怕花钱，还用激将法让长工拼命干活。在批斗大会上，大队书记让受害人四伯发言揭发地主的残忍。没想到四伯居然还是那句话"不疼,那时真不疼"。大队书记本行伍出身，脾气暴燥，见此情景，猛然给了四伯一巴掌。没想到四伯突然一头栽倒在地，口吐白沫，不省人事。抬至医院，医生说人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遭重击时易出现这种情况。四伯从医院回到村子后，耳朵似乎有些毛病，听人说话总要凑得很近，还要反复地问。慢慢的村中多数人已懒得和他说话，他也不主动找别人说话，看样子也想图个清闲自在。

自我记事起，很少听见四伯和腊女说话。有时却能听见四伯自语式的骂声，原因不外乎嫌腊女饭烧焦了，地没扫净，炕没铺展等。所举的现身说法的例子多是他在地主家如何如何能干，多么受地主器重。腊女没有上学，尽管那时上学不要钱。腊女不愿坐在学校，却愿意跟着四伯坐在马车上给地里送粪，四伯是生产队驾马车的好把式。那时腊女帮助装卸粪车己能每天挣回六分工。夏秋季节分粮时，腊女挣的工分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粮食，四伯似乎才感觉到腊女在家中的重要性。我上初中时，腊女出嫁了，从无表情的四伯突然满脸惆怅，眼眶湿润，竟然哭了。

四伯家还有一只狗，像四伯一样也是高个头，很瘦,常常卧在没有头门的墙根下。我们在它的身边玩耍，它只是和善地看着；我们在四伯家的后院偷梨，它又卧在院墙根儿和善地看着，任凭我们树上乱摘，树下乱窜。我上小学五年级的一天，书记来找四伯，说是村上的养鸡场常常丢鸡，怀疑是那只狗偷吃的，要四伯打死它。几天后，四伯的院子聚了很多看热闹的人，四伯用绳子套住狗的脖子，把它吊在梨树上。平时很少出声的狗此时叫声很大，很惨烈。腊女在一旁哭，我也哭，其他人却都在笑。晚上四伯家飘来很香的肉味，还有大队书记和几个人划拳喝酒的吆喝声。腊女从墙头递过一大块狗肉，母亲给我撕了一小块，我也觉得很香，但心里却很难受，那只瘦狗好像仍在不远处和善地看着我。

我上高中时开始实行分田到户。四伯年事已高，一个人作务庄稼确有很多不便，为此腊女常从婆家赶来帮忙。当别人都用拖拉机耕地拉粪时，四伯却买回一头耕牛。后来别人家都养起了奶牛，四伯也养了两头，而那头养了多年的耕牛仍然没卖。他常套起牛车去渭河滩割草。夏天的傍晚我常见他在夕阳下悠然地赶着牛车回家，落日的余晖如佛光般笼罩着四伯和他的那头耕牛，简直一副动人的乡村水墨画。四伯的惬意与满足让我颇受感染，顿觉世界多了许多幸福美好。

1993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四伯在牛棚的烧炕上睡着了，直到第二天收牛奶的人叫不开头门时，人们才发现四伯已去了另一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