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为政》读后感

　　曾经有一位热爱历史的朋友问我：“中国大多数君主提倡‘以道德教化人民’的儒家思想，但无论哪个朝代，都有相应的法律。你认为这矛盾吗？”　　我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给他举了一个例子：如果一只羊被拴在柱子上，脚下是一片荒芜的沙地，那他必然会奋力反抗直至死亡；如果将羊放在一片丰腴的草场上而不加约束，这只羊依旧会走失或被狼吃掉。但如果将二者结合，将一只拴在柱子上的羊放在一片丰腴到草场上，那么羊会健康地活下去。　　对于统治者而言，拴柱就如同法治，大片的草场如同德治。若是一味地以严刑峻法管理、约束百姓的方方面面，结果必然是遭到人民的反抗。如夏桀商纣，还有被誉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都因严刑峻法的滥用导致亡国，而那些拥有适应本国法律，并能合理使用法治的国家或君主，最终都能青史留名。比如古巴比伦的汉拉谟比法典将人民禁止做的事刻在了石柱上的告诫人们的作用。并最终创造出灿烂的古巴比伦文化。一个国家的法治如同一块基石，没有法治，社会将毫无秩序，更不必说这个国家的兴衰与否。 　　而德治，也决非法治的一种附属品，而是处于与法治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儒家学派自创立以来，便提倡以德治国，以礼乐制度维护社会秩序，的确有一定的可取之处。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统一民众思想，并在晚年向民众颁发《罪己诏》，反省作为一位君王的过错，以德化民，开创一番伟业。唐太宗减轻人民负担，轻徭薄赋，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对少数民族地区大多采用较为亲和的态度，以诚感人，开创了“贞观之治”。德治是广大人民的意愿与诉求，当权者须以水载舟，取得人们的支持，才能保证一个国家的稳定。　　同时，法治与德治必须在正确的方向上发展，一旦偏离了核心方向，很难有变更的机会。王莽篡汉后，建立新朝，实行托古改制，依照古代制度大力实施改革，结果不符合国家实情，被人民推翻。北宋的王安石变法，推行“青苗法”，被地方长官利用，人们苦不堪言，若不是苏轼等有识之士极力劝阻，将产生不可挽回的后果。而如今的中国进入新时代，修改宪法，使其更适应现在的国情，颁布《民典法》，为人民生活提供各方面标准，推进着中国复兴的巨轮驶向更加广阔的彼岸。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一个国家，只有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并朝正确方向发展，才能走向复兴与繁荣。（袁一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