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维特之烦恼

　　《少年维特之烦恼》于1774年出版面世后，迅速风靡德国及整个欧洲，吸引几代人争相阅读，年轻人将主人公维特奉为偶像，纷纷模仿维特的言辞举止、穿着打扮。《维特》不止为激进运动中的青年所万分理解并追捧，也被德国教育改革家巴塞多夫、大诗人克洛卜斯托克、瑞士神学家拉瓦特尔崇拜，拿破仑读《维特》法语译本达七遍之多。郭沫若中文译本十年间重印30版，中国现代文学里程碑《子夜》全书前后三次出现《维特》。现象级文学作品绝非单纯偶然巧合的造物，而是经得住历史的遴选，时代的解剖。　　维特在本书伊始，被置于如诗似画的自然环境中，而内心却苦闷压抑。善良美貌、志趣相投的绿蒂是维特生的希望，亦是他死的伏笔。随着事业、爱情、人际多重受挫，维特深感天性受阻、生不逢时，当发觉深爱的绿蒂不是想象中的圣母，而是虚伪世俗、乃至残忍的庸人之妇，维特的苦闷被推向极致，主动告别这个他真挚热爱却不断拒斥伤害他的世界。《维特》以主人公写给绿蒂和友人的近百封书信和日记选段为载体，兼顾心理的刻画、情感的宣泄与情节的完整，第一人称直抒胸臆的写法，淋漓尽致地展示了维特内心的敏感、情感的丰富、理性与感性的矛盾，“编者”介入增进了故事的真切感，留下客观冷静的思考空间。 　　歌德出身富裕市民阶层，父亲学至博士，却被贵族阻挠，仕途失意，对封建残余的深刻反思使《维特》有着狂飙突进运动的精神和启蒙主义的思想。维特的个人经历很大程度是青年歌德的自传，自杀部分取材于青年耶路撒冷。神圣罗马帝国诸侯割据，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缓慢，封建势力强大，维特作为青年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诉说了新兴资产阶级怀抱的理想，揭示其与社会现实的矛盾，维特喜爱辩论与归谬，爱读《荷马史诗》，向往自然，在闲暇中反思人生，是启蒙运动理性主义与回归自然的体现。　　标题《少年维特的烦恼》德文原文中，“烦恼”一词意为“痛苦”，拉丁词根在基督教文化语境中特指耶稣基督的受难。歌德描写的自杀细节完全根据真实事件，唯独调换了时间，令维特在圣诞节前后自杀，将自杀过程和内心独白与《圣经》对接，把维特之死上升到神的高度，映射了对当时神权的反叛，也暗示对无数与维特相同命运之人的关切和慨叹。　　《维特》这面二百五十年前的镜子，仍使当今青年从中窥见自己的影子。青年与社会、个体与世界的撕裂与冲撞，自我与外界的冲突，像火的存在与烟的产生，是被一个个时代重述的永恒课题。《月亮与六便士》主人公原型高更，及印象派众多代表人物，都曾身怀才华却遭到世界冰冷对待，海子写下“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却再不可能“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霍尔顿，怀疑、冲击一切而内心迷茫、无所适从，《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亦表现了青年自我意识的朦胧醒觉和对生存方式的探求。　　维特鄙视贵族，反抗权威，恋上有夫之妇，替杀死情敌的长工求情，他找不到可以信服的标尺，便以感觉作判断标准，却被一道道人为设置的高墙扼杀。“异化”可能是人类文明最大的悖论。村上春树在《永远站在蛋的一边》中说道，“我们都是人类，都是超越国籍、种族、宗教的个体，都是脆弱的蛋，面对着一堵叫作‘体制’的坚硬的墙”，人类创造了体制，却被体制打压、限制、戕害，怀着使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初衷建立的现代社会，用各种规则制度约束、驯化人，现代人失却了自然性、独特性、创造力，只剩千篇一律、庸俗愚昧的空壳，沿着规训的轨道一路滑向毁灭的深渊。　　考虑到《维特》的巨大社会影响，歌德于1775年为《维特》补写的卷首诗中，借维特的精灵之口，告诫读者“做个堂堂的男子，不要步我后尘”，此举在文学史上被视为作者做出社会回应的重要事件。歌德与《维特》站在18世纪的高起点上，窥见了作为个体的人的悲剧本貌。升华为普世意义的维特，是时代的意象与符号，是“少年烦恼”的倒影，是所有注定没有结果的少年心气与抱负的英灵，正是一代代少年维特们选择了少年维特，选择用蓬勃的锐气试锋这个始终存在束缚与偏见的、不完美的世界。（宋佳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