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奇带你讲解历史：研究宋词的方法论问题,充分占有材料很重要
大家好，我是国政。今天我来给大家讲一讲要研究宋词的方法论问题。我们强调宋词研究者尽可能多读原料书，还有专业技术上的特殊意义。古典文学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其他分支(如现代、当代文学，民间文学、文学理论等)有所不同，我们所经常接触的材料，都是用现代已经基本废
大家好，我是国政。今天我来给大家讲一讲要研究宋词的方法论问题。
我们强调宋词研究者尽可能多读原料书，还有专业技术上的特殊意义。古典文学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其他分支(如现代、当代文学，民间文学、文学理论等)有所不同，我们所经常接触的材料，都是用现代已经基本废弃的古汉语写成的。这几乎是另外一个语言文字符号系统。光是为了读懂材料，我们就得具备与其他学科研究者都不同的一整套知识结构与技巧。就语言形式来说，我们研究的对象一一长短句的词——又是古代韵文系统中的一种形式较特殊、信号较复杂的样式。
宋词研究者在借助《词律》《词谱》和其他读词工具书弄通词的音韵格律之后，还必须通过大量阅读没有句读的原料书，自己学会断句、找韵脚、分片、区分体与调等等，才能对这种特殊的语言艺术形式获得真切而全面的理解，从而顺利地进入思考的程序。当然，建国以来出版的一些宋词总集、别集与选本，大多经过老专家们断了句，分了片，有的还标了韵脚，作了注释，这的确给了我们很大的方便。但对于专门的研究者，这还不够。因为一则已经出版的书籍，断句未必完全可靠(尤其是长调慢词)，二则即令可靠，读惯了这类“二手货”，将来自己读原料书时，依旧会扞格不通。常见一些青年同志，除了依赖已经标点注释的词集来工作外，自己不能独立断句。这方面我们的墓本功比前辈学者差得多，应该急起直追。这不是炫耀“绝学”，而是工作所需。
只要进了这个门的人都知道，我们除了要经常翻检唐圭璋先生编的已经断了句的《全宋词》之外，还必须经常去阅读大量的未经标点的线装的总集与别集。可见多读原料书与读懂原料书很必要。当然，对于初入门者来说，硬碰硬地自己去摸索原料书，走许多弯路，也大可不必。可以请老专家指点，并借助工具书。熟能生巧，巧则能通，难关是可以渡过的。(本书不论读法，这里姑且从略。)如果有人认为这样苦学太麻烦，那真是没法可想了，谁叫我们自己挑选了这一行呢?既要干学问，则无论是哪一个学科都有其难处，我们是不应该畏葸不前的。
除了扎扎实实地打好读宋词原料书的基础之外，充分占有材料的更进一步的要求是:扩大视野，具备“史”的眼光，处理好断代词史与词的通史之间的关系，多读宋代以前与以后的各代词作，力求融汇贯通，心中掌握千年词史的全局.我们提倡这一点，是从“通”与“专”的辩证关系出发的。我们认为，如果只搞宋代词史而不同千年词史密切结合起来，那就必然如古人论史学之弊时所说的，“断代为史，失其陈陈相因之义”，人为地割断了宋词与整个词史的联系，不但无法说明宋词是怎样从唐五代词发展起来的，无法说明它给予了金元明清及近代、现代的词以怎样的影响，而且也不能把宋词妥帖地放在文学发展的巨流之中，从而科学地说明这一代词作的历史地位。
当然，反过来说，如果只搞词的通史而不搞词的断代史，那就必然把千年词史的研究停留在一般化、表面化的水平上，根本不可能从各个历史时期词的特殊面貌中描述波润起伏变化不已的古代词史发展的总过程与总规律。不过从建国以来的总趋势看，较为严重的问题却是只注意宋词本身(这种注意也是只盯住几个大家，而不顾及宋词全休)，而忽略对于各代词的了解与掌握。通观建国以来的词学专著与论文，除少数例外，大多数都是专论宋词的，其他各代词的论著寥寥无几，在有关宋词的论著中，许多也流于就宋词论宋词，很少引证和联系宋以前与以后的词史材料。
造成这种状况，当然与词史上宋，词成就最辉煌这一点有关，但与研究者知识面与专业兴趣的狭窄更有关系。我们不是普通的古典文学爱好者，而是研究专家，我们搞研究必须详尽地占有相关的材料，对之综合分析，作出全面准确的结论，而不能光凭兴趣、光凭爱好涉猎某一部分材料，冷落甚至舍弃另外一部分材料。即使对于文学史上的衰落期，我们也要通过掌握材料、分析材料而论证其衰落的原因，谈出经验教训来。处理词的通史与宋代词史的关系，必须是也只能是:在专精朱词的基础上博通词的全部历史，在博通榷部词史的基础上专精宋词。搞宋词应该以整部词史为纂础，搜集和占有材料时必须以宋词为中心而旁及各代词，这是研究宋代词史(还有其他断代词史)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
研究宋词占有材料的一个更商层次的要求是:除了朱词本身和词史之外，必须广泛掌握宋代(及各代)其他文学样式的创作情况的材料，以及古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材料，以便开展综合研究与比较研究，对宋词本身作出更为确当的评价。本书第一章在论及宋词研究的现代体系时已经指出:宋词只是整个宋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宋词研究只是古典文学研究体系中的一个小小的分支。这样的学科性质决定了我们决不能就宋词论宋词，而必须充分占有和利用其他文化背景材料，以及兄弟学科的研究成果。如果我们孤陋寡闻，就词论词，不但会陷入片面性与盲目性，而且还会闹笑话。
比如，宋代不少大作家都是多面手，兼作诗,词、文，宋人在创作上诗、词、文分工，各种文体分别反映作者不同的思想与精神侧面，要对这些作家作出全面而准确的评价，必须兼顾其全部创作和他所处的背景。可一些人却扰词论人，乱下结论。例如过去有一段时期，某些论著与选本根据柳永的恋情词把他称为“风流浪子”，认为此人没有理想，没有节操。殊不知，柳永词只表现他的一部分生活与思想，他的长篇古诗《煮海歌》等等充分证明了他并非只会倚红偎翠，他还能同情民摸，勤于政事，具有悲夭悯人的赤子之心。又如周邦彦，论者长期以来象对柳永一样，仅凭他的某些风流词章，把他视为腐朽没落.之人的代表，甚至凭他短期供职大晟府的经历，斥之为“御用词人”。
殊不知，前些年有学者通过钩稽古籍与整理出土文物，共得周邦彦佚诗四十多首，佚文十二篇。从这些新材料可以看出，过去对这位作家的评价是不全面、不实事求是的.我在《周邦彦佚文佚诗浅议》一文中就指出:根据这些佚诗佚文可见“周邦彦的文学创作具有多面性和复杂性。他的作品曾经接触和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和人的思想感情的许多方面。他之所以没有在词中反映如诗和文那样宽广一些的内容，乃是受了当时流行并占统治地位的狭窄而保守的词体观念束缚。我们实在应该惋惜，这样一位有才华的作者，如能在当时象苏轼那样解放思想，将更多的社会内容和生活题材纳入他最搜长的词中，提高词的文学功能，那该多好。
但我们却不可离开具体的文学历史环境，就词论词，甚而执一端以论全人，导致作出一些厚非古人的结论”。在对宋词作者的评论中，像以上因没有掌握多方面的材料而作出失实之.论的情况还很多。评论具体作家尚且必需尽可能多的材料，那么在讨论更大一些问题(比如宋词繁荣原因、宋词与宋代其他文学的关系、宋词风格流派问题等等)时.如果就词论词，没有掌握大量的文学、文化与政治经济背景材料，就更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了。可见“充分占有材料”对于宋词研究多么重要啊！
好啦，今天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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