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孩子——《风雷顶》创作自述

2020年年初开始，新冠肺炎病毒肆虐，出不了门，就在家照顾老人，同时完成了这部小说《风雷顶》，是写抗战期间胶东孩子生活的。材料来源于父亲。写这部小说的想法由来已久，经常听父亲说起小时候的事情，也读了一些描写抗日战争的儿童小说，总觉得自己可以去写些东西，但迟迟下不了决心动笔。父亲年纪一天天老了，90多岁了，听不清看不清了，他和老母亲都逐渐离不开人，我退休后就搬过去住在一起照顾他们。写小说的想法就又冒出来，于是每天请老父亲讲一点，用手机录下来。积累了30多个小时的录音资料。老父亲的记忆力非常好，对于小时候的事情记得很清楚，一桩桩一件件慢慢讲来，如数家珍。问他儿童团的事情，他拿起笔，把《抗日儿童团歌》的歌词一字不差地都写下来。这个歌我们小时候也学了，使我想起在音乐教室里，梳短发穿列宁装的音乐老师坐在前面，弹着风琴教我们唱。我们都挺着胸脯大声唱。我们这一代是距离经历过战争那一代最近的，我们和那一代人血脉相连，我们很多的记忆和生活痕迹与他们的互相重合，密不可分。疫情期间，我把这个小说写完了，也算了却了多年的愿望。

写作过程值得记述。

这是写80年前的乡村，写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里胶东农村的生活，写战争里的孩子和孩子眼里心里的战争，对我的写作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是一次挑战。首先要保证内容的真实，要给读者特别是孩子准确地讲一段历史，讲一个孩子的亲历和老年后的记忆。父亲的叙述基本保证了细节的可靠，但这是不是准确的历史呢？毕竟是非常个人化的东西，难免不受到年龄、活动范围和认知能力的局限，有可能出现误差，如果这个误差大到误导了读者，这部作品就失去了意义。我搜集查阅了大量资料，对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脉络，对它在我党领导的抗战中的作用和价值，它的政治军事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以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对父亲叙述的重要细节和涉及的事件人物地点年代反复进行核对，去重要的地方实地踏勘，听熟悉情况的人讲述，梳理弄清史料中语焉不详的地方。对于父亲讲述中提到的风物习俗，那些植物、农作物、鸟类和其他动物，也都查证资料一一核对。通过做这些功课，保证笔下所呈现的历史和细节准确无误。

这又是一部文学作品，不是一个单纯的回忆录，要用故事、人物、细节等文学的要素去支撑作品。要处理好虚构与非虚构的关系，这二者之间应该互为表里，互相依托。就好比建一座大厦，基础栋梁和一砖一瓦都必须是真材实料，这样的建筑才坚固。而好的故事和人物细节是门窗和彩饰，吸引人驻足细看，凭窗观览。观之不足，便登堂入室，去寻幽探胜，最终发现这是一座美好的建筑。真实的材料依然可以构建好的故事，关键是作者如何讲述。虚构的部分不能以牺牲真实为代价，必须符合人物性格和事件走向的逻辑，为真实的线索服务，去构筑更加饱满可信的真实。因此对于故事的选择、材料的取舍、人物的设定和性格的推敲塑造，整个作品内部关系的勾连，都要有缜密的思考和周到的设计。

语言是文学作品成功的关键因素，语言不仅仅是形式，而且往往就是内容本身。我把很大的精力用在语言的打磨上，只有语言感觉对了，这个故事才立得住，才能使细节闪光，使故事和人物出彩。如何使语言明白晓畅，具有胶东独特的乡土气息，符合那个时代人物的身份特征，与细节互为映照互为枝叶，又能被孩子们接受，是我特别加以考量的。我努力把乡土语言书面化规范化，争取俗中见雅，雅俗互补，密实规整，又在节奏上符合孩子的阅读习惯，力争使整个作品呈现出一种毛茸茸的触摸感。

我的年纪逐渐增大，已经不是写作的黄金年龄了，但我还是要努力，争取写得好一点。我要多读一些书，读经典，这对自己是一个补课。我很羡慕现在的年轻作家，他们的文学功底很深厚，很多人是科班出身，系统地进行了学习。我则没有。为了写作这部小说，我读了些与战争有关的作品。描写革命战争的红色经典从小就读，耳熟能详，深入我们的记忆，又读了《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西线无战事》等国外经典。我还无法证明这些国外经典对我这次写作有没有直接的帮助，但使我知道了文学能达到的高度，文学反映战争和生活能够多么广阔，对人性的开掘能有多么深。同时也使我认识到，我们父辈所经历和参与的战争，他们那个时候的生活，甚至更加惊心动魄，更加闪耀着精神的力量和人性的光辉，我们民族的坚韧性不比任何一个民族逊色，值得我们去开掘表现。

这部小说我一共写了八稿，从2020年1月16日动笔，初稿2月8日写完，定稿于9月2日。修改的过程中，越改越觉得分量重，越觉得有话说，老父亲还不断提供新材料，于是很自然地就改起来。其实写作就是不断地把各种零件更精确地配置到作品里去，使手下的这台机器更端庄精致，运行得更有力量。

有个细节，稿子完成后我发给老友张京请他提意见，他是位有经验的童书老编辑，我们有持续40多年的友谊。张京看后给了我热情的鼓励和中肯的建议。有一天他打电话告诉我，说非常巧，找到《抗日儿童团歌》歌词的作者了，是他朋友高戈里的母亲。于是我与高戈里兄通了电话。戈里兄老母亲于恒嘉老人12岁参加八路军，曾在胶东军区国防剧团舞蹈队当小演员。1941年她14岁时，根据战友在烟台读书时学会的《卖花姑娘》曲调，填词写出了《抗日儿童团歌》。这首歌经战友们帮助修改，传遍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又流向了其他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这首歌进入小学的音乐课。于恒嘉老人晚年定居成都。我把这个稿子交给成都的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常青社长和编辑朋友为它尽心尽力。而张京就当过这个优秀出版社的社长。我们的事业就是这么一代一代朝前走的。

这是我退休后写的第四部儿童长篇小说，我还会继续写一些。我慢慢地写，写作应该要有敬畏心，只有敬畏，才能精益求精，才能去追逐更高的目标。我清楚我的状态和年龄，我希望能走得远，不需要走得快。我会努力。

（作者系儿童文学作家、资深出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