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教育名篇》读后感

　　两千年前的孔夫子，两千年后的陶行知，都是中国教育史上开天辟地的人。民国时期的教育大师里，陶行知先生在大学时代就清楚唯有教育能救国，他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改名为知行，从美国留学归来以后，广泛深入中国的教育基层，对教育做了更全面的思考，而改名为行知。他辞去大学教授的职务，换上布鞋走向乡村，以“爱满天下”的情怀与中西合璧的智慧，提出“生活教育”，为中国开创了新的教育局面，并且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　　陶行知先生，我的人生偶像之一。毛泽东同志称其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周恩来高度评价他“是一个毫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宋庆龄称颂他是“万世师表”。他于1926年起发表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我细悟他的教育思想，有杜威和王阳明的影子，但在继承的同时又有他自己的思考与不同见解。我深深的感触：创新与民主犹如一根金线，贯穿于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的始终。 　　跟随着《陶行知教育集》书中的论述，我走近了陶行知先生，他生于安徽歙县的一个清苦农家。自幼聪明好学，借债远渡重洋赴美留学，先在伊利诺大学获政治硕士学位。后感到市政为当官之学，毅然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改学教育，期望通过教育来救国救民。他毕生都在践行人生“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的志愿，一心一意地为中国乡村教育开创一个新生命。在晓庄师范，陶行知继承和创新了杜威的教育理论，形成了“生活教育”理论。这是陶行知先生“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做中学”的教育思想的最初形成阶段。抗战开始后，陶行知发现，许多有特殊才能的孩子因陷于贫困和屈辱的境地得不到培养的机会。在周恩来和许多共产党员的支持下，1939年7月他创办了育才学校。这所学校的学生都是择优选拔的有特殊才能的优秀儿童。学校根据学生的兴趣和条件，聘请大批专家学者担任教师，对学生因材施教。1946年4月，陶行知来到上海，为在上海创办社会大学和育才学校的迁址问题多方奔波。不久，著名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消息传来，陶行知异常激愤，他到处演讲，发出了“和平最急，民主第一”的呼号。当听说国民党特务已经把他列为下一个暗杀对象，他无所畏惧，做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准备，仍然一次次发出正义的呐喊，提出“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号召一万个人来顶补”，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我感叹于陶先生人格的伟大、教育思想的卓越，他可以为大众的民主与自由，献出宝贵的生命。我从陶先生身上感受到了真正的知识分子应有的风骨，也深深为其“教育救国”的思想所震撼。　　另外，本书中陶行知先生“教人求真”、“做真人”和“做现代人”的德育论引起我深深的思考。我将把陶先生的德育论学以致用，用来指导我开展班级德育的工作。陶行知先生指出学校道德教育存在问题：“嘴上讲道德，耳朵听道德，而所作所为却不能合乎道德的标准，把道德与行为分而为二。”反观今天学校的德育教育，依然存在这个问题。要使学生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按照陶行知先生的观点，即“非给学生种种机会，练习道德的行为不可”。所以，协调来自学生周围环境的德育力量，营造一个确立良好道德信念的氛围，在体验、感悟中提高是非判断能力和道德评价能力，把陶行知先生“学做真人”、“做现代人”的思想落实到一言一行中去也是我要努力的方向。不说“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人生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的荡气回肠。单单那“心系教育命脉”的服务精神、“爱满天下”的爱生精神、“每天四问”的反思精神、“追求真理做真人”的求真精神就足已让我感叹一生、咀嚼一生，践行一生。（张瑞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