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6月8日，扫荡的日军包围雪村，冀中八分区司令员常德善掩护战友突围时不幸牺牲，晚上乡亲们将其尸体掩埋，不料由于汉奸告密，第二日，日军又从县城返回，挖出了常德善的尸体，砍下他的头，将头颅放在一个鸟笼里，挂在了河间县城的城门楼上。

那个头颅挂了许久，最后就剩下了骨头。

雪村战斗惊动中央：改变军事行动的最终指挥权

在那时，任何一种敌伪报纸，不管是《石门新报》，还是《新民报》，上面都会有一行大字标题，蓦然写道：皇军击毙共军军分区司令官常德善。

吕正操后来回忆说，“薛村（也称雪村）战斗后，群众用棺材盛殓埋葬了烈士们的尸体，发现常德善的身上中了二十七颗子弹，只太阳六部位就有三处”。

显然，这么多子弹，有些恐怕是常德善已死后，日本兵恨他的顽强打的。当时日本人还不知道这个战斗到最后一口气的大个子，就是冀中八分区的司令员。

常德善牺牲后不久，八分区政委王远音因腿部负伤，行动困难，用手枪自杀牺牲。

30团政委汪威，是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在八路军总政治部当过科长，很优秀的干部，带着30团警卫连——又称青年连，都是十六七岁至二十岁的青少年，与日本人拼杀，全连都战死了，汪威最后也自杀殉国，30团副团长肖治国、总支书记沈笑天、23团二营营长邱福和、分区侦察股长杨克夫等，均牺牲殉国。

当年，在翼中的村庄，隐藏起来的抗战干部，遇到外来的干部，他们都会心情沉重地问道：你知道吗？常司令员牺牲了。

雪村战斗，正值农历五月，一首抗日歌曲因此诞生：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地战斗不歇……

雪村战斗的失利，震动是很大的。

当年亲自参加过雪村战斗的屈培壅老人讲：这么高级别的司令员、牺牲的当然有，但司令员、政委两个死在一块，在一次战斗中同时阵亡的，从前恐怕少有。甚至惊动了毛泽东，中央军委。

吕正操回忆说：“雪村战斗，教训沉痛。1942年9月１日，中央军委为此作出决定：改变部队中政委最后决定权的规定、在战争中的军事行动，统一由部队军事首长最后决定。”

雪村，是我冀中根据地的中心区，也是敌人“五一”大扫荡重点关注的中心区，雪村战斗损失如此惨重，为什么？又为什么会惊动中央，并因此改变了军事指挥的最终决定权？

当年都发生了什么？作家丁晓山在《鬼子进村——“五一大扫荡”纪实》一书中，用大量详实的资料，复述了雪村战斗的经过，并深刻剖析了失败的原因，今天记录一下这段悲剧的抗战历史，由于许多是珍贵的史料，篇幅较长。

常德善带出来的虎将。贺龙：没有常德善，就没有我贺龙！

常德善，生前任冀中军区八分区司令员。他是山东峄县人，贫苦人家出身，两岁时父母双亡，从六七岁就开始给地主家放猪放牛，养活自己。1929年，17岁时参加了红军。刚诱使时，他给关向应当勤务员、警卫员，继而在部队里当排长、连长、团长，是一员从枪林弹雨里冲杀出来的战将，打起仗来非常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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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善曾经在战场上救过贺龙的命，所以贺龙一提起常德善，总是说，没有常德善，就没有我贺龙。

长征的时候，常德善任红6师参谋长，率部队担任后卫，战功卓著。在抢渡金沙江时，率十七团与敌昼夜血战，掩护主力胜利渡江，立下战功。

抗战开始后，常德善任一二０师一个团的副团长，1939年随一二０师到冀中后，就留在了冀中。

吕正操回忆说：“常德善是一二0师的一员战将，是我亲自向贺龙同志要来冀中的，他有丰富的战斗经验。”

常德善任八分区司令员，指挥果断、机智，八分区的干部、战士都很信服他。

日本人很忌惮他，知道他是贺龙将军带出来的一员虎将。

当年认识常德善司令员的老人们，一提起常司令员，都不由流露出敬佩和痛惜的神情：

“一员好将，可惜了。”

“劳动人民体格，山东大汉，有近1米80的个头吧。”

“能打呀，反‘蚕食’，还就是八分区常司令顶得凶。”

“待人和气，没架子。很痛快、很豁亮个人。”

“打小受苦，没读过多少书，但人聪明。”

……

常德善从小吃过许多苦，又在革命队伍中摔打多年，是一个很成熟、很勇敢的战将。

据说，直到建国后，贺龙一想起常德善，眼圈还都是红的。

1962年10月，河北省军区为常德善建立纪念碑，贺龙元帅亲为撰写碑文。

常德善：“五一大扫荡”期间，牺牲级别最高的军事干部。

日本人左一网、右一网，都没捞到什么“大鱼”，怎么偏偏这一网撒得这么准呢？

下面，我们按照时间的顺序，看一看历史上那悲剧的时刻：

1942年4月，“五一大扫荡”前夕，根据冀中军区的统一部署，冀中八分区进行了反“扫荡”的准备工作，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分成几摊，分头活动，避免被敌人一网打尽。

当时八分区机关及主力部队23团（三营九连制的大团）和30团（六连制小团）分成好几股分头活动：

23团一营，归冀中军区直接指挥，负责保卫冀中党政军领导机关；

23团二营，由八分区司令员常德善、政委王远音率领，在深武饶安腹心区活动；

23团团部带三营、30团全部，也在深武饶安腹心区活动，并由八分区司令员、政委直接指挥；

八分区副司令孔庆同，带小部队，在任河大地区坚持；

八分区参谋长李弗畏，带分区警卫营，在献县、交河一带活动。

在“扫荡”之初，常德善带着队伍先是在饶阳、武强、献县等腹心区活动，等到敌人要合围腹心区时，他们又及时跳到了文安洼地区，躲开了敌人的大合围圈。

5月中旬，等敌人对腹心区的“拉网扫荡”结束后，他们又大胆地从饶阳城西渡滹沱河、一直插到饶阳至安平公路以南的南京堂一带，回到腹心区。等到他们“发现敌人不是短期‘大扫荡”，而是长期‘驻剿’，修公路、筑炮楼、挖封锁沟、建爱护村，准备长期据守”时，又及时撤了出来，北渡滹沱河，又转移到任河大地区，在那一直待到6月初。

6月初，他们从任河大地区进入河间、肃宁一带腹心根据地，最终在肃宁县雪村一带遭敌合围，几乎全军覆没，八分区司令常德善和政委王远音都牺牲在雪村，一次战斗牺牲两个高级干部，上下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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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善时年31岁，王远音，27岁。

妻子回忆：孩子出生后的12天，见了最后一面！

在腹心区时，常德善还专程去安平县堤涡村看望了刚生产不久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孩子。

妻子弓桐轩回忆道：

“五一扫荡”前，我正怀着我们的孩子，快生了。“扫荡”前冀中军区有个电报，让怀孕4个月以上的孕妇到路西去。我让他们回个电报就说我病了，没去。冀中这么大的地方，要想躲，还是有地方躲的。凡是乱跑的，不是死了，就是给抓去了。

就是在“五一”那一天吧，到了武强一带，城北的一个村。半夜后，常找到我，他没送，派人把我送过深安路，到安平堤涡村。我娘家在那里，生下孩子。

生下孩子第3天，敌人又来了。我就往南走，到了一个村躲在老乡挖的白莱窖里，冀中农村，几乎家家有白著窖、白莱窖，窖口一般有个七八十公分，向下挖两米多，再往两边挖。我就躲在这么个地方，对付了几天，以后又回到堤涡村。

孩子生下来第12天，他们躲过“扫荡”，转回来了。找到魏洪亮，常司令那会也就带几百人，有时更少，不到一百人，方便。到安平堤祸村来看我和孩子。要走，我母亲不愿意，又待了待。下午到的、天亮走的。

这是我见他最后一面，这个孩子也只见了这一面。

为什么再次进入扫荡的腹心区？

常德善本已觉察到敌人这次“扫荡”不同以往，并及时地再次跳了出来，转移到任河大地区。

为什么到了6月初，常德善又要进到腹心区来呢？

一些老人一提起这个问题，都说：

“还不是军区5月21、22号，两次电报，命令重返中心区，打开局面，恢复地方工作，稳定群众情绪。结果正钻进人家布好的网里去了。要不常司令、王政委他们也不至于……”

冀中军区当时作出敌人“扫荡”已趋结束，我军应转回内线的判断并非空穴来风，也是有一定依据的。这第一，来自以往反“扫荡”的经验；第二，来自当时的敌情报告。

抗战已经好几年了，日本人“扫荡”也扫了多少次了，“扫荡”与反“扫荡”，已形成了一定的规律。

主要表现为敌我在内线、外线的数次交换：

第一次交换：敌人从沿交通线的据点出发，进攻我军根据地，即由外线压向内线：而我军则暂时转移，离开敌人即将合围、扫荡的中心区，到靠近敌人后方去，即由内线转到外线。具体到冀中，就是敌人从平汉、津浦、石德等铁路干线逐步往翼中腹心根据地深武饶安地区压缩，而我军则跳出腹心区，转移到靠近敌人交通线的地方去，那里在敌人“扫荡”期间反倒安全。

第二次交换：我军在敌人后方积极活动，打击敌人，迫使敌人回防或回过头来“扫荡”我腹心区外围地区，使敌人由内线再转回外线，而我军则乘势又由外线转回内线，回到腹心区，打击留下修路、建据点的分散之敌。

如果说这样两次交换算一个回合的话，那么一般一个回合或数个回合后，敌人的“扫荡”也就宣告破产，被迫退回原据点，而我军也仍在腹心根据地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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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大扫荡”一开始，自然也是这种模式：从5月1日至5月15日，敌人从四面八方，一步步压向中心区，而我军则相继跳出中心区，转移到平汉线、津浦路、石德路附近去。

敌人在我中心区疯狂“扫荡”、大肆“拉网”时，我军也在外线积极作战，打击敌人。

据冀中七分区政委吴西讲，他们曾接到冀中军区5月15日发出的《关于反敌“清剿”的指示》电报，“指示为了调动敌人，要求主力军集中一定兵力袭击重要城镇和交通线”。

七分区令17团挺进敌后作战。18日，17团二营奔袭定县县城，炸毁城关桥梁一座，22日夜，17团三营及地方武装一部又挺进到新乐县离平汉铁路不到20里的刘家佐、北乔寨村，与敌激战后退出。这个指示，估计八分区也收到了，八分区部队曾围攻泊镇、交河县城，并炸毁津浦路上行驶的列车两列，其他各分区，也都积极作战，以吸引敌人回援，减轻对冀中腹地的压力。

5月15日，晋察冀军区还发出电报，命令路西及平西各军分区向平汉路展开有力破击，以吸引深入冀中中心区之敌外转，缩短敌人“扫荡”的时间。据此命令，北岳区和平西区的部队向平汉路西侧屡屡出击，8天中共攻克、摧毁碉堡39处，歼敌1200余人。

5月17日，八路军总部电勉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政委程子华及冀中全体指战员，坚持平原反“扫荡”，号召冀中部队渡过艰难路程，争取反“扫荡”全部胜利。同时命令各战略区积极出击，山东部队向津浦路沧县至德州段；晋冀鲁豫军区向平汉路石家庄以南段进行破袭，吸引敌人回援。

冀中军区转至外线的部队，晋察冀军区所属路西及平西地区部队及山东军区、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虽然都对敌展开进攻，积极作战，但对敌人的打击似乎有限。

敌人非常狡猾，内线的敌人装出一副火急回援外线的架式，白天一辆辆汽车驶向沿线大据点，像是撤兵的样子，实际上并未撤兵，而是隐藏起来，虚网以待。

自5月中旬后，至5月底以前，在扫荡区内，敌人白天以骑兵、自行车、装甲车、汽艇来回巡逻，夜间则到处举火照明。并在部分地区故意留下空隙，诱导我军民进入，敌人‘张网捕鱼’、‘张口待食’战术，三五天奔袭合围一次，寻找我军主力作战，只要一处发现我军主力，敌人就从四面八方，天上地上，蜂拥而至。

这些地区正是八分区的中心区。

我们没有能够及时识破敌人的诡计，仅仅依照过去反“扫荡”的经验和一些未必可靠的情报，便匆匆作出错误的判断，误以为内线的敌人已经回援外线，我外线主力部队应该回到内线工作和作战。

岂不知，这正中了敌人的奸计。

我们在研究敌人，敌人也在琢磨我们。我们摸清了敌人“扫荡”的规律(“扫荡”——安据点、清剿——撤兵)，敌人也掌握了我们反“扫荡”的规律（转移外线出击——回到中心区)。

要知道，这一次的对手，毕竟是冈村宁次。不过，也有不同的说法，似乎冀中军区在21、22日即已意识到敌人“扫荡”是长期的，主力应到外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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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军区电令各分区主力部队返回中心区。

李健和骑兵团的马仁兴团长都认为，骑兵团目标太大，冀中腹心区的据点、碉堡、公路、封锁沟又与日俱增，再进入内线确实不好办，这一次军区首长一定会放他们骑兵团到外线去，发挥骑兵快速的特长，四处袭击敌后方据点，吸引内线敌人回援外线。不料军区仍要求他们返回内线。

那天李健他们到后陈庄碰到冀中军区负责人，李健他们一听说军区领导机关就在附近，喜出望外，“这真是天大的喜讯啊！”

吕正操司令员、黄敬同志、沙克参谋长接见他们时，也非常高兴。先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汇报，还留他们吃了一顿午饭。饭后，又向他们交待了下一步的任务。

李健回忆：

饭后，出乎我们意料，吕司令员说：“你们的任务还是继续坚持内线斗争，除原有的侦察情况，牵制敌人，宣传群众外，再加一项传达指示任务。当然再入中心地区是十分困难和危险的，现在很多电台都联系不通或时断时续，区党委和军区发了一个指示，主要精神是：

一、思想上要做长期坚持的准备。

二、主力部队应尽快向外转移，敌进我进，插入敌占区，从敌后方打击敌人，不得已时可暂时转入根据地外边打击敌人；地方部队应分散活动，打击修路、建点、残害群众的小股敌人。

三、地方组织和人员应尽快隐蔽，尽量减少敌对我基层组织的破坏。”

吕正操司令员最后说：“这是让你们二闯曹营，根据前一段情况看，我认为你们能完成这项限巨的任务。”

当时，骑兵团的干部对军区的决定很有些不解。

李健回忆说：

“马团长传达后，干部们立即议论起来，有的说：‘首长们知道骑兵目标大，在敌人扫荡兵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很难活动，为什么还要我们再返中心区呢？’

有的说：‘我们这三个连冲出来不容易啊！其他三个连凶多吉少，为什么还要我们再进去呢？’

有的说：‘如果让我们就近跳过津浦路以东连续袭击敌沿线车站、县城，这该有多大作用啊。”

5月29日，冀中军区八分区主力团23团一部在饶阳东西张岗村遭敌合围，伤亡惨重，团长谭斌阵亡，仅政委姚国民率少数人突出合围。

23团遭受严重损失，使戴中军区领导人对敌情之严重有了一个新的估计。23团是人分区主力团，团长谭斌是红军干部，如此坚强的部队，如此坚强的干部，被敌打垮，这在冀中部队几年历史上，都是从未有过的。

一次捕捉到这么多八路军正规军，大概也给日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方文献中曾专门记载了此事，当然不免有些歪曲：

在第二天即29日，步兵第163联队第11中队在蠡县东南约20公里西张岗附近，搜索到敌军约450名，子以猛烈攻击，战斗结果敌遗尸245具，俘104人。

6月4日，冀中军区明确指示，各主力部队自拟路线，分别外转，仅留下部分基干团(即六连制小团)、地区队等坚持斗争。

6月11日，冀中军区再次发出指示，督促主力部队迅速外转，补充的新战士要随走随收，不要等待。

6月21日和25日，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两次发出《关于青纱帐时期工作指示》，25日的指示在21日的指示基础上略有改动，但均要求主力部队迅速外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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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的指示甚至说地区队在必要时也可相机外转。

6月29日，七分区领导机关通过平汉路，到了路西行唐县口头镇，同日，九分区领导机关也转移到路西完县贾各庄，都离开了冀中。

从以上指示可以看出，冀中根据地中心区的形势日趋严重，那么常德善、王远音二人为什么没有带部队外转呢？而是在6月初，他们率领23团二营，再次从任河大地区进入八分区的中心区河间、肃宁地区，这里正是敌人设好的“网”。

以常德善的斗争经验和精明干练，他难道看不出返回中心区凶多吉少吗？

通常的解释是：常、王带部队返回中心区，是为了找到30团（基干团），根据军区6月4日的指示，基干团要留下坚持斗争，而在“五一大扫荡”之初，30团就在饶阳五公村遭敌合围，损失严重，电台在突围时埋了起来，与上级失去电信联络。

当时30团实际上是被打散了，一些人牺牲，一些人被俘，还有一些人回了家。团的干部，正在尽力收容。而29日，23团又遭合围，团长牺牲。在“五一大扫荡”中，各军分区部队都受了不小的损失，但八分区部队损失最大。

这一切，大概是令常、王感到十分焦虑的，在这样心情支配下，做出了有失理智的决定。

常德善有可能常并不愿带部队返回中心区，一些八分区的老人如是说： “但王远音那多能说呀？要是王政委也像×军分区××一样，八竿子打不出个屁来，那还不得听军事干部的。”

机会稍纵即逝，何时转移？司令与政委产生分歧， 为悲剧埋下伏笔

6月初，常德善、王远音带部队返回了河间、肃宁一带中心区，恰恰钻进了日军虚网以待的地区。

6月7日，常、王带着队伍，以急行军越过河间至肃宁的公路，来到献县西北角紧靠肃宁的湾里、泥马头一带，与30团取得了联系，计划次日，也就是6月8日会合。

此时通过敌情侦察和电台联系，探知四周的敌人很可能要合围河肃公路以南、滹沱河以北这一地区。

常德善司令员主张不等到明天，立即转移，跳出合围圈。王远音政委则认为找到30团不容易，主张等到明天见了30团再说。

双方意见分歧很大，为雪村悲剧埋下了伏笔。

当年双方具体是如何争论的，这有当事人才能说清楚。

雪村战斗亲历者——石豁同志讲述：转移时机错失经过

时隔几十年后，作家采访了石豁同志，当年任八分区武委会主任：

石： “五一大扫荡”前都分散活动，我去的饶阳。6月初地委叫我去汇报，从饶阳走了一天，到了献县西北角的一个村，这村叫什么名字？唉，想不起来了。反正是晚上到了村里，地委罗玉川他们在，军分区的常司令、王政委他们也在，正在商量事，让我也来，我自己觉得不够格参加会，就说累了，想先歇歇，就在外屋待着，他们在里屋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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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是那种农民的房子，两暗一明？中间是灶屋没窗户，黑黑的两边各有一间住人的？

石：对，我就在中间做饭的灶屋待着。那两间屋，一间是老乡一家子，也就是这屋的主人一家，另一间，就是常司令他们。

开始我把门板卸下来，放在灶台上想睡会，可听着他们在里屋吵也睡不着，就起来坐在门槛上，坐累了，也走动走动。瞅见里屋常司令、王政委在炕上坐着，炕桌上放着军用地图，侦察科长晓冰、宣传科长张什么，记不住名字，也在。罗玉川跟人谈了一天话，也累了，犯困，在那打眯瞪。

问：您听见他们说什么了吗？

石：听见侦察科长晓冰汇报，讲敌人调集多少兵力，河间、肃宁都有敌人司令部，还有机动部队，要合围这一块地方。接着听见常司令说，敌人合围，中心目标一定是我们，据我的经验应先跳出去，到子牙河以东去。王政委说，30团这么残酷，不容易。意思是说30团能坚持，我们也能，怕什么？又说要不司令员出去，我带人留下。常是个很豁亮、很开朗的人，一听这话就生气了，说老子打了这么多年仗，挂这么多花，还没人说我怕死。一时谁也不敢说话。

问：下级当然不好说话，罗玉川呢？地委书记金城不在吗？

石：罗玉川跟人谈了一天话，困，又不懂军事，在那半睡半醒的。听见吵，睁开眼说，别嚷，好说，好商量。就又合上眼了。金城当时正搞对象呢，没跟队伍走。

问：说话嗓门很大，吵得厉害吗？

石：常司令是山东人，直性子，那会儿也就三十出头吧，说话声高点。王政委是山西人，有口音，难懂点，说话语速慢一点。不过他们毕竟是有一定地位的领导干部，又当着下级，都是会约束自己的。

过了一会，又听见常说，我是个老粗，弄集训计划非你不行，可这是战争。意思是说，打仗的事，军事上的事，应该听我的。又说：上级有指示，咱们俩不能分开活动。就听见他们两个说来说去，谁也说服不了谁。从大约头半夜，11点钟吧，一直说说说，到了2点钟了。夏天夜短，到4点来钟，天就蒙蒙亮了，实际上这会子就是走，也过不了子牙河了。

又听见晓冰说，听群众讲，敌人从没扫荡过雪村、顶旺。这两村离公路都不远，是不是让30团到顶旺，咱们到雪村。敌人一扫过来就过公路。常、王听了，就看地图，说，那就往北走，要是人家不扫到我们，就不动，猫着。实际上是司令员妥协了，说走吧，通知队伍。

问：当时离雪村有多远？

石：这个村子在雪村东南20多里地，不远。大约是2点钟出发，走了一个多小时，就到了雪村。我也就跟着他们，到了雪村。

王远音是学生出身，“一二·九”运动的骨干，抗战爆发后，跑到北平西边参加了游击队，很快就提升为路西一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后来到冀中八分区当政委，牺性的时候也就二十七岁，年轻有为，是个“精明干练、善讲善写”的人，虽说是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但与劳动人民出身的常德善司令员平时相处甚好，也没听说有什么矛盾。

怎么这一次就是固执己见呢？有的说他缺乏军事知识，说他“一点知识没有，当时主力向外转，他往里跳，常德善主张往外跳，军区命令也是说往外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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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正操：司令最终还是尊重了政委！

吕正操在回忆录中，是这样叙述当时的情况的：

常德善“经过分析敌情后提出：看来敌人将有大的行动，有重点合击河、肃、饶、献边界地区的迹象，因此要赶在敌人行动的前面，今夜迅速跳出包围圈，转移到子牙河东去。王远音则从政治角度考虑，认为子牙河东是游击区，群众基础不如老根据地。再说，敌人一来就转出去，会有不好的反映，不好向群众交待。常德善说，现在是敌人以优势兵力合围‘扫荡’，捕捉冀中领导机关和主力作战，跳到敌人包围圈外去，这是游击战争的常事。不然，万一领导机关和主力受了损失，就不好向人民交代。到最后，常德普还是尊重了政委。

吕正操说，王远音从政治角度考虑到两点，一是子牙河东群众基础不如老根据地，二是敌人一来就走影响不好，还是很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群众基础不好的地方，正不压邪，真有汉奸为几个钱去据点告密的。

据说，当时日本人悬赏，常德善是7000万日本票。对那些只认钱的人来说，还是很有诱惑力的。而在老根据地，邪不压正。即便有那么几个汉奸、小人，也是有那贼心，没那个贼胆。

骑兵团李健回忆根据地情况：军民生死与共

至于王远音提到的“不好向群众交待”，也是有一定道理的，骑兵团的李健为这样回忆了当年根据地乡亲们的热情：

东西羽林（安平西北一个村）是军区机关多年来常驻之地，军民关系亲如家人…拂晓到达后，立即出现了催人泪下的军民生死情谊的场面。当群众得知军区骑兵团来了时，全村男女老少倾家而出。

老人们流着眼泪问：“吕司令、程政委、黄敬同志还在冀中吧？他们安全吧？老天保佑他们平安度过这个大难。”

我们首先告诉乡亲们：“吕司令、程政委和黄敬同志都还在冀中，正指挥部队反‘扫荡’打击日寇、汉奸，请老大伯、老大娘放心吧！”

有的年青姑娘和妇女，为躲避日寇、汉奸的奸淫、污辱，脸上抹着锅黑，头上梳成标志已出嫁的髻子，穿着破烂衣服，纷纷跑出来，流着泪诉说这近一个月来的痛苦遭遇；她们有的问丈夫的消息，十分担心；有的要求跟骑兵团走，参加部队打敌人；还有的丈夫被日军打死了，戴着孝控诉口本强盗杀人放火的暴行；有很多原来的儿童团拉着马尾巴哭着不放，要参军打鬼子……多日不敢露面的村干部忙于搞饮食和马料。

这种军民生死与共，誓死报仇雪耻的场面，发生在极其艰难的危难时刻，真是催人泪下！

这种“催人泪下”的场面，当常德善、王远音带着队伍回到八分区的中心地区河间、肃宁一带，也一定会遇到。

这一个月，百姓们以血肉之躯面对日本人的机枪刺刀，真可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如今百姓们看到常司令、王政委带着队伍——还是穿军装的主力部队回来了，真是走道都直起了腰，仰起了头。而当敌人合围过来时，忽然又一枪不放地悄悄走了，百姓们会怎么想呢？何况鬼子汉奸当时已到处散布“八路军口头宣传保护老百姓，皇军一来还不是丢下老百姓跑了”。

因而王远音顾忌：“敌人一来就转出去，会有不好的反映，不好向群众交待。”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事实上，当时有这种想法的领导绝不止王远音一个。

然而，战争是冷酷无情，不讲情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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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豁回忆雪村战斗经过：司令端起机枪，掩护大家先撤

在7日晚上，没有按常德善司令员说的，立即跳到子牙河东去，反倒往北走到靠近河肃公路的雪村，向悲剧迈出了第二步。

据石豁老人回忆，部队到雪村时，最多也就是凌晨4点多钟的样子，村庄还在沉睡之中。部队进庄后，悄悄叫醒老乡，号房子，布岗哨，首长们也刚进屋，就有侦察员跑来报告，河肃公路上梁家村方向，发现敌汽车纵队的长串灯光，大约有五六十辆车，呼啸而来。几乎与此同时，敌情一个接一个报来，肃宁县城、献县臧桥，饶阳方向的敌人全都出动，正向雪村一带压过来。公路上的敌人下车后，即向雪村、顶旺一带推进，包围圈已经形成。

石豁回忆起那天早上的情景，说：

早上5点左右吧，枪声先从东北方向、30团待的顶旺村那边打响，炒豆似的。30团也刚进村，工事都没来得及挖，很快就给打垮了。这会子西南方向枪声也激烈起来，肃宁、饶阳的敌人过来了。雪村是不能待了。往北走，连走带跑，这会子天已大亮，人都看得清了。公路边上，常司令穿件白衬衣在指挥，部队已乱了，机关的人也跑散了。只有少数人还跟着常、王跑，公路上日本人很多，开着摩托两个，哇啦哇啦地叫。

雪村往北直至公路，是一大块没有村庄的开阔地。虽有道沟，但很浅，公路又比两边都高出一截，敌人居高临下，机枪一扫，我军伤亡很大。

23团二营拼命死战，总算保护者常、王两位首长冲过了河肃公路。但仍没摆脱掉敌人，鬼子汉奸骑者高头大马和自行车，从两侧包抄上来，常德善司令员一看情况紧急，说赶快分开，分路突围，他亲率一个连对付西南边肃宁方向的敌人，并抓过一挺机枪，点发射击，打得鬼子骑兵接二连三地栽下马来，掩护大家且战且走，一边打，一边大声命令地方干部、机要员、电报员脱下军装，换上便衣，冲出去。又让警卫员把文件全部销毁。

这时常德善右脚、左手已多处受伤，又用肩膀顶住机枪继续射击，并命令贴身警卫胡德兰快冲出去。鬼子的骑兵、车子队还有架在公路汽车上的机枪，也在拼命射击，枪炮声、爆炸声响成一片，几处庄稼被打着，冒起柱柱黑烟。

空气中混合着火药燃烧后的硝石味，鬼子汽车的汽油味，人体烧着后的焦臭味，麦子的焦糊味。

子弹打得村边的树木叶飞枝落，打得村里的墙壁石破灰扬。

这时，敌人的机枪子弹射中了常德善的头部，他一头栽倒，牺牲了。

常德善司令员牺牲的地方，是河肃公路北边离公路不远的一个村子。

妻子弓桐轩：转移前，一定要到丈夫牺牲的地方看看

一个多月后，弓桐轩冒险来到常德善牺牲的村子，想看一看丈夫牺牲的地方。

她在接受采访时说：

7月，地委来人找我，说常可能牺牲了，也没说清楚。（安平）县长张晓周叛变了，他老婆是妇联的部长，第二天也跑到据点里去找她男人去了。我是八分区妇联主任，都认得我，在家待不住了。交通员把我带走。后来听说抄了我们家三回，也没找到人。到了饶阳，一打听，群众都知道这事，又听说河间县委书记投敌了，饶阳县委书记也被捕了。河间进不去，饶阳也不能待。那交通员是军队上的，是个老头，挺好个人，就带我去了白洋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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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也在白洋淀的齐岩，遇到了弓桐轩。

齐岩回忆说：

“这时的白洋淀还算是太平，八分区、九分区、十分区地委机关都转移到这里了。在白洋淀天天会遇到反‘扫荡’中同敌人周旋，在敌人刺刀下逃生的同志们，从四面八方汇集来了……

一天下午，在淀边一条小船上，我看到有一个女同志面容憔悴，神情忧郁。过去一看，原来是弓桐轩。

我问她是否去路西，她悲切地告诉我说：常德善同志牺牲了，组织上送她过路西去。

常德善同志是八分区司令员，弓桐轩的爱人。听后，我的心头很沉重，紧紧地握着她的手，半天说不出话来。”

弓桐轩后来去了路西，不过，在去路西前，大约是7月底的样子，她还是坚持到常德善牺牲的地方去看一看。见不到活的了，哪怕是见一眼死的呢？

弓桐轩回忆说：

“我总还是不放心，到底是怎么回事？碰上白洁、田子林（音），都是肃宁县妇救会的干部，都认识。我说你们带我去看看。她们说不能去，太危险。我说一定要去看看。

白天到了村边上，就在高粱地里待着，天黑后进村找人了解了些情况。

村里人说，枪一响常德善从窗户里就蹿出去了。叫别人跑，他领着一股子人在村东北角，守着个破砖窑打，先使机关枪，又使三八大盖，又使盒子。身上一个胳膊、腿，多少处都受了伤。

白村衣都一条条撕了裹伤了。又让他贴身警卫胡德兰，跑出去找我，找金城。这个人后来找到金城，遗物都交给金城了。

打完仗，老百姓找出一个破棺材，收尸。还烧了纸，哭了一场。

可能是有汉奸告密。先天晚上埋的，第二天一早，县城里的敌人就出来了，他们原来不知道打死的是常德善。到村里，敌人把尸体挖出来，找了一块板子，把尸体放在板子上，还拿块布擦巴擦巴。把头砍了，照直去照直回，倒没难为村里百姓，身子就扔在坑里，村里的百姓又偷偷给埋了。

怕再有人告密，身子都转移了4回。

敌人把头给放在一个鸟笼里，挂在河间城门上，挂了很长时间，都只剩骨头了。

当天我就走了，离开了这个村子。

解放后，才移到华北烈士陵园、贺龙写的碑文，八个字：功勋卓著，业绩永存。”

由于年代久远，雪村战斗许多细节说法不一，亲身参加过雪村战斗的屈培壅老人，他回忆说的一些细节上与通常的说法有些不尽相同的地方。后续将继续分享，欢迎关注更新。

日军在雪村制造的惨案，让雪村变成了“血村”，给中国的抗日战争增加了沉重的一笔，让我们向牺牲的常德善司令致敬！向所有参加到抗日战争的热血英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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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鬼子进村五一大扫荡纪实》。后续将继续介绍有关鬼子五一大扫荡的纪实，欢迎朋友们留言讨论，关注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