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林徽因的两个弟弟都在抗战中牺牲，他们为什么选择在战火中测绘古建筑

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北京校区凹凸空间举办“我们的‘旅行’——梁思成、林徽因古代建筑考察文献展”期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文物建筑教研室主任徐怡涛应邀开展了一场艺术讲座。他从梁思成、林徽因在战火纷飞中坚持田野调查、测绘古建筑讲起，讲述了中国古建筑的独特价值以及文化遗产应该如何保护与传承。以下为讲座主要内容。

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古建筑

有句话叫作“欲亡其国，必先亡其史”，一个国家如果要复兴，就不能没有历史。梁思成先生认为，他所做的有关古建筑的研究，就是为国家保存历史。在由梁思成先生英文文集汇编的《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一书中，他这样提出：“中国建筑既是延续了两千余年的一种工程技术，本身已造成一个艺术系统，许多建筑物便是我们文化的表现、艺术的大宗遗产。除非我们不知尊重这古国的灿烂文化，如果有复兴国家民族的决心，对我国历代文物加以认真整理及保护时，我们便不能忽略中国建筑的研究。”

在抗战时期，梁思成的一个弟弟和林徽因的一个弟弟都是直接参战，为保卫国家而牺牲，而他们夫妻二人在战火纷飞中坚持进行古建筑研究，目的也是为了救国。

从1931年起，梁思成与营造学社同仁开始对中国古建筑展开系统考察研究，历时十多年，累计考察了全国200多个市、县的数以千计的古建筑，并对其中大多数建筑进行了精细测绘。1944年梁思成完成《中国建筑史》书稿，1946年完成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发展与辉煌成就。

梁思成还强调，为什么我们要重视中国传统建筑，因为中国建筑有我们中国人的性格、情趣、生活智慧在里面，和西方是有所区别的，“许多平面部署，大到一城一市，小到一宅一园，都是我们生活思想的答案，值得我们重新剖视”。

梁思成认为，通过研究古建筑，可以培养美感，学习驾驭材料，进而产生新的设计，中国建筑科技的创造力就在“温故知新”中不断雄壮起来，这就是研究中国古建筑的最大意义。所以，梁思成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一方面是为了复兴国家和民族文化，另一方面是为了培养建筑师的创造力，为了建设一个新的国家。

中国古建筑独特在哪里

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写道：“中国建筑乃一独立的建筑体系……一贯以其独特纯粹之木构系统，随我民族足迹所至，树立文化表志……中国建筑之个性乃即我民族之性格，即我艺术及思想特殊之一部，非但在其结构本身之材质方法而已。”在他看来，研究古建筑不仅仅是为了认识这些木构系统，而且是为了研究它所承载的文化。

木结构建筑是中国建筑史上辉煌的一页。但事实上，木构系统不是中国特有的，西方也有木结构建筑，那么双方的差异在哪里呢？

我们先来说说中国古代传统建筑为什么始终使用木材作为主材。

建筑是体现社会属性的，中国古代长期使用木材作为建筑主材，这是由中国社会的三个基本属性决定的。这三个基本属性分别是人本社会、农业社会、等级礼制社会。

人本社会，是指中国社会至少从周代以后就没有超越世俗权力的神权。西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神权是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的。这对建筑会有什么影响呢？比如，西方建一座教堂，可以建几百年，因为上帝永恒存在，建的时间越长，代表你越虔诚。但在中国，皇权是国家最重要的权力，皇宫、官署、坛庙这些国家重要的建筑不可能建几百年，而需要快速营建。

快速营建对于建筑材料就有要求，要便于加工、便于预制化生产。所以，木制榫卯结构，预制化、标准化、模块化生产，都是中国传统建筑的技术特征，都是为了快速营造。

中国古代文献中有一个词叫“木妖”，指的是无度的、大规模的官方营造，破坏了国家的生产力，造成社会动荡，比如秦朝就是反面教材。所以，古代大臣经常规劝皇帝少建房子，宫殿建得简单一点。历代君王也越来越克制，中国古代的宫殿其实是越建越小。

梁思成先生在形容木构系统时用了“独特纯粹”一词，这怎么理解呢？

在西方，一些高品质建筑上也会局部采用木构。比如前几年巴黎圣母院发生火灾，就是因为它的屋顶部分是木构的，但下面的墙体不是木构，所以它的建筑结构体系不纯粹。而无论宫殿、民居，还是高塔、庙宇，中国的古建筑都是木构建筑，材料是非常纯粹的。

那为什么说“独特”？中国是一个等级礼制社会，衣食住行都有等级。当宫殿和民居都用了同样的结构系统，如何区别等级呢？于是，中国建筑中最独特、最根本的特征——斗拱就出现了。

斗拱起着承挑屋檐的结构作用，由斗、拱、昂等构件通过榫卯拼搭而成。斗拱具有复杂的组合形式，如果仅从结构作用上考虑，没有必要做出斗拱这样复杂的构件。斗拱的出现，其实是文化的体现，是等级社会标示身份的需要。东亚文明体系中的建筑普遍有斗拱，都是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而西方建筑是没有斗拱的，基本上都是一个简单的斜撑。

梁思成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建筑正是我们民族精神文化的一部分。所以，独特纯粹之木构系统，反映的是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

建筑所传递的秩序与文化信息

虽然现代中国和古代中国有很大的不同，但今天的中国人和古人之间还是有精神上的共性。这种共性的建立，一方面来自文字的传承，另一方面则来自建筑所营造的环境和秩序。发现和重建中国古代建筑中蕴含的秩序，也是建筑考古学的主要任务。

中国古代建筑中蕴含的秩序，包括空间秩序、时间秩序、等级秩序、尺度秩序、材料秩序、建造秩序等等。这些秩序蕴含着中国哲学的意象，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人心，进而营造了社会秩序。秩序是文化的载体，而文化体现了建筑的价值。

首先我们来说说空间秩序。

宋人范温在《潜溪诗眼》中曾以建筑布局来比喻杜甫诗集的布局，解释为什么《杜工部集》以《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作为开卷首篇。因为，“前贤录此诗为压卷，盖布置最得正体，如官府甲第，门堂房室，各有定处，不可乱也”。

中国古代主要的屋顶形式有庑殿、歇山、攒尖、悬山和硬山，屋顶可以分单檐、重檐，房屋的开间数、进深数则体现建筑的体量。所以，建筑形式在古代都有相应的等级，它们会组合出复杂的等级关系。比如，故宫的整个古建筑群可以分为中路和边路，中路建筑多是高大的重檐庑殿，边路则多是单檐的歇山顶建筑。“中”在中国古代是有政治含义的，在建筑群里居中的建筑，不管是体量还是装饰上都是最重要、最大、最高级的。通过对比，可以衬托出建筑群里的主次关系，这就是宋人所说的“各有定处，不可乱也”。

中国文化讲究和而不同，在中国古代建筑中，一个纯正的古代建筑的环境也是和而不同的。比如故宫的午门和神武门，都是重檐庑殿建筑，但开间数不一样，形状也不一样。午门是凹字形，而神武门是一字形建筑。因为中国建筑是有方向的，午门是前门，神武门是后门，前门体量会更大。即使是一座民间庙宇，主体建筑的正面前檐也是重点装饰最华丽的部分。这就是中国建筑在方向、前后上的区别。

在故宫0.72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有最高等级的建筑，也有低矮的小房，而你会感觉这里非常和谐，没有任何突兀，这就是中国建筑通过秩序性形成的空间效果。

其次是时间秩序。

明代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有这样的描述：“予见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顾炎武是旅行家，走了很多地方，他认为宋代以后的建筑越来越简陋。为什么会有这种印象呢？

梁思成先生曾经手绘一张斗拱图，呈现了各个时代斗拱的高度和所占屋檐高度的比例变化。我们看到，从唐到清，斗拱占屋檐高度的比例越来越小，清代的斗拱密集而小，唐宋时的斗拱大而疏离，因此，唐宋时代的建筑就呈现出宏敞之气，而明清以来的建筑就显得越来越拘谨、拘束。

再来谈谈材料秩序。

我们做过一个研究，用不同的颜色来标识一座北宋建筑的木料。结果显示，它的梁柱大部分用的是松木，同时也搭配使用榆木、槐木。可以发现，比较软的松木和比较硬的槐木、榆木，在斗拱部分是交替使用的，形成一种软硬搭配的复合关系。《营造法式》序言中写道：“木议刚柔，而理无不顺。”就是说材料的使用要考虑木材的软硬程度，合理搭配，来达到一种阴阳和谐的效果。

当我们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分析后，就知道应该用同样的木材去修缮古建筑。过去，古建筑的构件都用松木来修缮，其实这样做会打破材料的秩序，很多建筑的历史价值也就被湮没了。

大家去参观古建筑，解说标牌上所写的年代往往会有误差。比如，一座建筑可能前檐部分是北宋的，后檐部分是元代的，所以并不能单纯说它是哪个朝代的建筑。历史建筑的价值是基于时空的，如果时空不清晰，它的价值就是模糊的。比如，故宫的午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是清代建筑，因为清朝的《国朝宫史》里写午门建于顺治四年。但是，经过我们从文献到形制的综合考证，发现它更多的是明代建筑。

此外，古建筑中也有一些外来因素，木构建筑中很多装饰花纹都是从西方来的，所以说，中国文化的包容性、消化能力很强。相对而言，西方建筑风格的演变比较剧烈，各个时期不同文明和文化上的冲突在建筑上表达得非常明显。而中国自秦以来大一统王朝的延续，使我们的建筑文化也一体延续下来。从中国建筑的一脉相承中，我们也能看到中华民族对统一的追求。

建筑的历史文化价值如何传承

建筑考古学就是通过对古建筑的研究，看到整个历史的流变。我们从建筑构件的发展中还原建筑的历史，发现它属于什么时期，哪些部分遭到了损毁，在什么时期进行过什么级别的修缮。古建筑就是一本史书，它用物质材料书写了一段历史。

过去的古建筑修缮往往是工程性修缮，重工程而不重研究，但是，这样的修缮往往容易把历史信息、历史价值给破坏了。所以，修缮古建筑的核心目的，是为了尽可能保存和传承古建筑所承载的历史信息与文化价值。

文化遗产的价值，包括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等等，但是，所有这些价值不是平行关系，而是结构性的“乘法关系”——历史价值是一切价值产生的核心，当历史价值消失的时候，所有其他的价值也就没有了。

要把古建筑的历史价值长期传递下去，就必须改变目前存在的工程性修缮的问题。因为，如果每一次修缮都损失10%或5%，那么几百年以后，历史信息将消失殆尽。所以，只有研究性修缮，才能把大量的古建筑完好地保存下去。

这个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最新印发的《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中提到，不仅要保护文物建筑，还要实现全要素保护，包括保护地形、地名、水系等等。而且，还强调要把历史文化的价值附加到现代城乡建设中，以产生新的价值。

在当下，文化遗产的价值是通过产业价值的增值来体现的。如果把中国当成一个品牌，加强对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和利用，使中国文化在世界上提升价值的话，中国的产业价值也就会随之提升。

欧洲在文艺复兴前的文化成果，和同期的中国是无法相比的。但文艺复兴以后，西方的文化地位急速上升，而中国却停滞不前甚至下降，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我们要提升国家的文化地位，文化遗产是基础，因为它是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载体。

梁思成先生在近100年前就强调，要通过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通过对古建筑的解读，使中国人的创造力、对材料和对美的驾驭力能够得到提升，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复兴。相信未来，以中国文化深厚的底蕴、人才的不断涌现，一定会出现更多引领时代、体现新时期中国文化的建筑，使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更加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