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宣帝为啥给自己的亲生爷爷追加恶谥？有些规矩，皇帝也得遵守
在我们的印象里，封建社会是纯粹的“黑暗专制”的，皇帝仿佛可以为所欲为、予求予取，整个国家都是他手里的私人财产。实际上并非如此，皇帝本人也面临着许多束缚，尤其是在思想制度领域，如果不想当个被抛弃的昏君，那些历代相传、被士大夫阶层公认为真谛的政治逻辑、法统规则就得遵守。
简而言之，封建政治是有“规矩”的，连皇帝也得遵守，否则就是自毁长城。至于汉宣帝刘询（刘病已）为啥将爷爷刘据追谥为“戾太子”、而不是像后世的嘉靖那样把父亲追尊为帝，是出于对以下两大政治规则的尊重。
第一，统治者不能自我否定、推翻。
当初的巫蛊之祸，刘据虽然被证明是冤死，汉武帝也体现出了后悔之意、并处理了相关办案人员，但这并不能改变刘据行为的性质。我们梳理下这起事件的脉络：
汉武帝外出休养，让江充等人查办巫蛊之案；
江充与太子刘据有矛盾，把祸水引向东宫；
刘据无以自明，便发兵对抗，长安陷入混战；
汉武帝猜测到了刘据的处境，派人前去召他当面解释；
但使者不敢进城，回报声称太子谋反。汉武帝震怒，这才下令宰相调兵应对；
面对丞相刘屈氂率领的朝廷军队，刘据组织起数万百姓与其对抗，经过五天的血战，长安城内血流成河、死者多达好几万。这也坐实了“太子谋反”的传言，刘据由此逐渐失势，最终兵败身死。
整个事件的脉络是很清晰的，虽然后来汉武帝查明刘据起兵的原因，并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表达自己的后悔，比如将江充满门抄斩、将苏文当众烧死、将亲手杀害刘据的人灭门，并且修建了思子宫、望思台，但我们要注意，从来没有替刘据“平反”一说。
否则的话，为什么后来当他得知刘据唯一的血脉——还是个婴儿的刘病已（刘洵）被关在诏狱里时，仍然没有任何表示？
而且，有人曾把刘病已送到京兆尹，但由于上无皇命、没人敢接收，又把他退回了监狱。直到汉武帝驾崩、汉昭帝即位后，刘病已才被送到外祖母家抚养。
由此可见，虽然事实证明了刘据是因被诬陷而起兵。汉武帝体现出了悔意，民间也对其给予了高度同情。但这起事件的性质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江充的办案权来自汉武帝的赋予，即使他确实借机公报私仇，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执法权是可以被武力挑战的；一时被冤枉的情况，在任何时代都不可避免，但应对的方式多种多样，如果人人都选用最极端的方式——直接武力对抗，却导致了更多人无辜冤死，这又何来一丝的正义性？
因此，即使刘病已当上了皇帝，但他并不能推翻爷爷刘据所造成的事实，也不能推翻朝野对此形成的盖棺定论，否则，那就是推翻历史、否定朝廷的合法性，造成思想混乱、人心不安，并暗示着鼓励人们可以用武力对抗执法者，如此一来，岂不是自掘坟墓？
第二，对皇位继承法理的尊重。
古代皇位的传递，并不是一拍脑袋随意决定。就算参与决定的各方有私心，那也得建立在合法、合情、合理的基础上，以堵住悠悠众口。
以刘病已之前的刘贺为例。当时，由于汉昭帝英年早逝、身后无子，没有嫡系后裔。根据宗法制，此时应该首先考虑从他的兄弟、也就是汉武帝的儿子中挑选。但当时的唯一人选——广陵王刘胥早就被汉武帝拉进了黑名单，而且其为人桀骜不驯、不按常理出牌，辅政大臣霍光不愿意选他，但苦于没有依据。
关键时刻，一位郎官上书朝廷，他引经据典，借用周太王、周文王立幼不立长的案例，传递出“只要有利于社稷，可以废长立少”的观点。获得了理论与历史依据，霍光如愿把刘胥排除在外、迎立了汉武帝的孙子昌邑王刘贺。
这不禁让人怀疑，这次上书，很有可能是霍光的刻意安排。至于刘贺的继位法理，后来在他被废时，朝廷拟定的罪状里写得很清楚：“陛下嗣孝昭皇帝后，行淫辟不轨......”，即：刘贺继承的是叔叔汉昭帝的大统。
刘贺在位仅仅27天就被废，随后朝廷大员们继续商议下一位皇帝的人选时，丙吉、杜延年向霍光极力建议汉武帝的曾孙、刘据的孙子——流落民间的刘病已。（值得说明的是，当初刘病已身在襁褓就被投入大狱时，正是这个丙吉保护、抚养了他。）
经过一番斟酌，霍光同意了这一提议，随后几位重臣联名上书皇太后，里面的措辞是这样的：“孝武皇帝曾孙病已，年十八，师受《诗》、《论语》、《孝经》，躬行节俭，慈仁爱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后，奉承祖宗庙，子万姓。臣昧死以闻！”
就这样，刘病已作为汉昭帝刘弗陵的继承人，正式被迎立为大汉皇帝（这意味着刘贺已被从制度上剔除皇帝序列）。按照常理，这时他得给自己的亲生祖父母/父母一个合理的名分。没过多久，他下诏说：“故皇太子葬在湖县，没有谥号，不能享受每年四季的祭祀。应当为故皇太子议定谥号，建立陵园。”
刘据去世了这么多年，却连个正式的谥号都没有，再次佐证了朝廷对他的负面定论。随后有关部门经过研究后，提出了他们的专业意见：
礼，为人后者，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义也。陛下为孝昭帝后，承祖宗之祀......
根据礼法，做了某人的继承人，就成了这个人的儿子，所以不能再祭祀自己的亲生父母，这是尊敬祖先的大义。而刘病已作为孝昭皇帝的继承人，肩负接续刘氏祖宗香火的重任，所以不能过分抬高亲生父母、祖父母。因此，他们建议：故皇太子定谥号为“戾”，其妻史良娣称为“戾夫人”；刘病已的亲生父亲应定谥号为“悼”，亲生母亲称为“悼后”。
根据《谥法》的定义：“不悔前过曰戾，年中早夭曰悼”，可见，“戾太子”是实打实的恶谥。但作为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刘病已对此只能接受，否则，他就是与汉室正统、与天下士大夫作对。
与后来明朝嘉靖年间闹得沸沸扬扬的“大礼议事件”相比，刘病已在给自己亲生祖父确立名分时仿佛显得很弱势。实际上，这反映了不同阶段政治生态的变化：奠定封建政治框架的汉朝，则是公认的“最有规矩”的朝代；但往后，皇权处于不断强化的趋势，明朝时达到了新的高度，清朝则登峰造极，那时的皇帝自然显得至高无上、仿佛可以为所欲为。
然而，这种强化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显然弊大于利。无论处于任何身份、何种地位，如果心中没有丝毫的畏惧感，还有什么事是他不敢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