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常德大胜到豫湘桂惨败，国民党军在抗战中的表现为什么判若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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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抗战全面爆发到常德会战，国军和日军之间大大小小打了无数次仗。虽然在整体上看国军败多胜少，但屡败屡战，心气未散。

其中尤以第三次长沙会战大放异彩，国军第九战区在薛岳的指挥下，取得了毙伤日军5.69万人的战绩，开同盟国军队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一连串失败中首开胜利的先河，令盟军对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刮目相看。

英国《泰晤士报》称：

“1941年12月7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

更有盟国记者断言，若是给中国军队配备与日军同等的武器，他们将很轻易地击败对手。

可是，自鄂西会战和常德会战结束之后，国军的战斗力却直线下降。虽然鄂西会战和常德会战也取得了胜利，但一来，鄂西会战取胜是郭汝瑰洞悉了日军的企图，临战变阵；二来，常德会战取胜是因为获得了一个被击毙的日军参谋随身携带的机密文件，才使第六战区转危为安，并把日军第11军打得很惨。

可胜利归胜利，并不能掩盖国军战斗意志和战力减弱这一事实。

1944年4月17日，豫湘桂战役开始打响。

此次战役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豫中会战、长衡会战和桂柳会战。可除了长衡会战的衡阳之战外，国军三战皆败，丧师数十万，失地几千里，酿成了抗战中的豫湘桂大溃败。

要知道的是，仅仅在半年前，第九战区和第六战区还曾联合出击，在常德会战中把日军第11军打得苦不堪言。

可仅仅半年之后，国军怎么就判若两人，变得不堪一击了呢？

其实，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之后，这一个苗头就开始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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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军将领“坐等胜利”的思想造成了战略上的误判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虽然盟军在起初阶段连连战败，让日军席卷了东南亚。可随着盟军逐渐站稳脚跟，其强大的工业实力开始显现。

是个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别看日本现在闹得欢，但早晚必败。

既然日军早晚必败，又何必还要与日军作战呢？坐等胜利不就得了？这是一些国军高级将领相当普遍的心理。

所谓是“气可鼓不可泄”，国民党上层普遍抱有的这种不健康的“乐观”思想，势必会影响各级官兵的抗战意志。

这种思想上的懈怠，在蒋鼎文和汤恩伯任正副司令长官的第一战区表现得尤为明显。

从抗战爆发以来，一战区就没打过一次好仗。

尤其在卫立煌被罢免之后，继任的蒋鼎文和副司令汤恩伯满脑子里想的都是如何扩张军队、如何争权夺利，根本无心与日军作战。因此，在豫中会战打响之后，毫无准备的第一战区被打得溃不成军。

应该说，国军将领们“坐等胜利”的思想根源是来于蒋介石。

从武汉会战之后，长江以北并没有太多的战事，即使战事不断的江南第九战区，也大多数是一些局部战役，都是日军为了解除第五战区和第九战区对武汉地区的威胁而采取的一些“短促突击”。

无论是否达成战役目标，讲究的都是速战速决，打了就走。像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这种战略级别的战役一次都没有。

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成立后，尤其是1944年以后，日军的颓势愈发明显，使蒋介石更加认为，日军根本无力在大陆发动大规模的进攻，部队的调整、换装以及反攻才是当下紧迫的问题。

因此，国军从蒋介石开始到各战区司令长官以及高级将领都对战局产生了误判。日军在1944年4月发起的所谓“1号作战”其实是打了蒋介石一个冷不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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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力部队抽调组建远征军，战区兵力不足，部队缺额严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量的精锐军队一部分被调往印缅战场；一部分集结在云南组建远征军准备反攻。

在两军犬牙交错的战场上，抽调这么多的部队到云南和印缅战场，根本不可能瞒过日军，这也是鄂西会战和常德会战爆发的直接原因。

日军发起这两次进攻的原因是，其一，想以此延缓中国军队在印缅战场反攻的时间；其二，想在日军精锐部队调离中国战场赶赴太平洋作战前，尽量杀伤中国军队，减轻它们调离后留守部队的压力。

而国军呢？在此期间，除了驻印军的两个军之外，共调集了12个军31个师的兵力集结在云南。

这些部队几乎都是各战区的精华，被调走后，严重影响了各战区的作战能力。

就以九战区为例，在第三次长沙会战时，第九战区拥有近40万兵力，可到了长衡会战时，仅剩下不到30万人。

缺少的部队到哪里去了？都被调到云南去了，而且还都是精锐部队。

而且，第九战区所辖的30万人也仅是个花名册上的数字而已，实际也就20余万人。

国军吃“空饷”的习惯由来已久。像第5军、18军、74军能好一些，基本上能够做到齐装满员；稍差一些的嫡系部队吃“空饷”少一些，数量一般在总额的2~3成；至于“杂牌”部队，空额率能在一半左右。

按照这个比例计算，第九战区的30余万大军实际上也就20余万。

而日军呢？用于豫湘桂战役第二阶段长衡会战的兵力也达到了近20万人。

虽然此时日军的战力相比抗战爆发时也下降得厉害，但双方毕竟是1：1的战力。在武器装备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以数量这么接近的兵力对战，是第九战区在长衡会战失利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战法老套、战区指挥官思维僵化且骄傲自满。

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过去能够获胜的战法未必还能在新的战争中获得同样的效果，第九战区司令官薛岳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直接造成长衡会战失利。

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尤其是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让第九战区司令官薛岳的名望大增，俨然是“世界名将”。

薛岳本身就有骄傲自满、听不进别人意见的缺点，再加上屡次大胜，更是骄傲无比。

长衡会战爆发之前，第九战区参谋长赵子立就提醒他，日军近期的动作很大，有向长沙发动进攻的趋势。可薛岳却不为所动，他认为这些情报都是下级军官在小题大做。

可战斗一打响，薛岳就发现自己错了，自己精心设计的“天炉战法”被破解，战局陷入被动。

防守长沙的时候薛岳又犯了错误，把本来应该用于防守岳麓山的部队改用于防守长沙，造成岳麓山兵力不足失守，经历三次防卫战不失的长沙陷落。

先是战略误判，后又骄傲自满听不进合理意见，再加上兵力不占优势，第九战区失利了。

此后，薛岳一蹶不振，在抗日战场上再无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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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实力派保存实力，想以军事实力来换取胜利后的政治地位

长沙虽然失守，但衡阳保卫战却打出了风采，47天攻守战为中国军队的集结赢得了缓冲时间。

按理来说，有47天的时间做缓冲，接下来，豫湘桂战役第三阶段的桂柳会战应该不至于打得过于难看。

可是在关键时刻，国民党军队的“痼疾”又犯了，地方实力派开始保存实力了。

抗日战争进入1944年，日本的国力、军力早就枯竭了。

以所谓的“1号作战”为例，日军看似人多，其实大多数都是新兵，而且还都是过去那些不符合征兵要求的新兵，兵员素质是很差的。

而且，由于连年战争，日军的下级军官和战斗骨干损失严重，对于新部队，日军只得“拆东墙补西墙”般地从其他部队抽调骨干来加强部队的战斗力，这又势必会降低原部队的战斗力。

因此，只要中国军队在大战面前坚定抗战的信念不动摇，一方有难，八方来援，就会很容易地击败日军。

在豫湘桂战役爆发之前的多次战役，各战区基本上都能秉承这个宗旨，在一个战区面临大战的时候，其他战区会出兵援助。

可在此次豫湘桂战役，无论是第一阶段的豫中会战，还是第二阶段的长衡会战，过去“一方有难，八方来援”的场景不见了。即使来援，也是出工不出力，仅作象征性地支持。

就以第三战区、第五战区和第六战区为例，第九战区面临日军的疯狂进攻，这三个临近战区本应该出兵援助，来调动日军回援“老巢”。

要知道的是，日军发起的所谓“1号作战”在各占领区抽调了大量兵力，留守兵力已经达到了历史极低水平，仅能维持占领区不失而已。如果此时各战区能够出兵攻击日军后方和交通线，不仅会收复失地，还会严重杀伤敌军。

可事实是，这三个战区确实也出兵了，但都属于“下毛毛雨”和“挠痒痒”，未能使日军从河南和湖南战场上抽调一兵一卒回援。

可这是为什么呢？问题出在了哪里？

还是那个老问题，这些高级将领们认为，抗战即将胜利，自己手中就这么点“本钱”，一旦军队打光了，将来哪有资本来向蒋介石换取政治地位？

对于这一点，桂柳会战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桂柳会战是在桂系的地盘上作战，作为桂系的二号当家人物，白崇禧本应该积极应战，毕竟守土守家有责。

可驻守在广西的军队大多数都是桂系军队或桂系一党，这些军队除了白崇禧外，连蒋介石都调动不了。

而白崇禧呢？并未积极在广西迎战日军，因为一旦和日军在广西开战，势必会打光桂系在广西的留守部队，有损桂系的利益。

因而，白崇禧下令弃城不守，把两个主力师调走，留下了几支由地方民团在仓促间组建起来的部队防守桂林等城市，结局自然是城失人亡，百姓遭殃。

直到日军自柳州占领贵州独山，想要进攻重庆的时候，蒋介石才认识到自己之前的战略都是误判。

日军虽然在太平洋战场失利，但在中国大陆上，日军仍有发动战略级会战的实力。

从1944年4月到1945年1月，日军共占领了大小146座城市，摧毁了7个大型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战果之大让日军也感到不可思议。

伟人曾经说过：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

虽然在战略上日军必败，但由此就轻视日军实施战术的能力，则是错误的。

蒋介石虽然在战略上认为日军必败，但却轻视了日军继续发动战略级会战的能力，以至于产生误判。

国民党军的高官们则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先是“坐等胜利”，后又保存实力，都想利用军事实力来换取抗战胜利后的政治资本，以至于在大战中推诿不进，贻误战机。

兼之大量的精锐部队被编入远征军和军内吃“空饷”现象严重，使得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在常德会战之后严重下滑，酿成了豫湘桂战役的严重失利。

即使国军中有一些清醒人士曾经发出过呼声，但人微言轻，在滚滚“浊流”面前又能有什么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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