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一名19岁女孩向周总理“状告”陈赓：哈军工为什么不招女生

1940年9月的一天，在抗战局势正紧张的背景之下，一位女婴在山西省一家偏远地区的医院出生。

这位女婴出生的很不是时候，在战争年代出生的孩子能否顺利地活下去都是一件很难预料的事情，更遑论这个女孩的父母是参与革命的战士。

女婴的母亲名叫钟月林，参与革命的时候她只是一位15岁正值青春年华的小姑娘，而在这之前，这位姑娘只是贫苦农民家庭的一员。

在旧时代重男轻女的大环境里，贫苦人家的女娃总是要承担很多，而钟月林在8岁的时候，便被家里卖到了地主家，做了地主家孩子的童养媳，小小年纪便成为了众人口中的“小媳妇”。

家里因为卖掉了女儿，得到了一笔彩礼和一些粮食，生活有了短暂的改善，可是。在地主家里的小媳妇钟月林却过得没有那么如意。

名义上，钟月林是地主家里的童养媳，但实际上生活过得跟丫鬟婢女没有什么不同，每日都要早起做活，承担起一大家子的家务，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端茶倒水，小女娃在没有父母照顾的环境里，被地主家使唤的团团转。

可想而知，如果一直这么过下去，钟月林以后的生活一眼望到底，只会在地主家的宅院里默默地腐烂。

值得庆幸的是，得益于红军的到来，钟月林之后的人生发生了彻底改变。当时，浩浩荡荡的红军队伍，持着打地主、分田地的口号，来到了钟月林所在的地主家门前。

钟月林看到了红军带来的新生的希望，早已厌倦宅院中佣人一般的生活的她，当即便决定加入到红军的队伍当中。

红军接收到了钟月林的申请，并且同意将她纳入队伍之中，就这样钟月林成为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并且因为长期在地主家做活的经历，使得她养成了勤劳肯干又能吃苦的坚韧品格。

在队伍中，钟月林从不喊苦喊累，总是力所能及的为红军战士们做着相关的工作，也正是在红军队伍中，她才得到了“钟月林”这个名字，在此之前，人们只是用“钟丫头”或者“小媳妇”称呼她。

得到了正式名字的钟月林，就像名字寓意的那样，仿佛是郁郁葱葱的山林中照亮下来的月光指引着人生的方向。

不仅如此，由于工作出色，上级还为她提供了学习的机会，将其送入江西省新成立的苏维埃大学进行启蒙和学习，也正因如此，这位地主家的小媳妇才能最终成为一名光荣的革命战士。

钟月林坚韧的品格在革命的历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即便是在红军即将开始艰难的长征之时也从未说过一声“不”，从未有过气馁和屈服。

1943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面对国民党的围追堵截，革命队伍不得已开展战略转移的长征，而在长征之前，红军中绝大部分都是男性，女性红军仅仅只有几十人。

因此，中央还曾召开过会议，专门询问女性同志的意见，让她们自己选择，是跟随队伍一起转移，还是留在后方从事其他的革命工作。

巾帼不让须眉，这些女同志没有一个喊着要退出，坚持要同红军同进同退。

钟月林作为女性同志的一员，自然也没有想过要退出，即使当时的她身患痢疾，身上疼痛难忍。

在会议上，钟月林正好痢疾病发，病痛侵袭了她的全身，导致她面色苍白，额头上全是冷汗，就连鬓边的头发都被冷汗浸透，整个人显得虚弱而可怜。

看到钟月林这样，身边的同志们都在劝她，让她干脆留在原地，不要拖着病体强撑着。

对此，钟月林死活都不松口，坚持要跟着队伍走，再疼再累她都可以忍受，钟月林的这份坚持让身边的人都倍感钦佩。

幸好在跟随队伍行进一个星期之后，病症有所缓解，大病初愈，钟月林便又生龙活虎地起来，帮助众人进行一些后勤工作。

也正是在干部修养连做后勤工作的时候，钟月林认识了她未来的丈夫，当时连队中的政委宋任穷。

后勤工作中大部分是女同志们力所能及的，当时有些任务仍旧需要更多的人帮忙，每到这个时候，当时的团长陈赓和政委宋任穷总是过来帮一些忙。

时间长了，一直在后勤工作的钟月林便与宋任穷等过来帮忙的人们熟悉了，而此时已经有了妻子的陈赓便起了给宋任穷这个单身汉做媒的心思。

在了解了从事后勤工作的这些女同志的基本情况之后，钟月林这个没有结婚又没有对象的女同志便脱颖而出。

“宋政委这人大家都是知道的，人挺好的，有能力又有责任心，只是因为忙于革命事业才耽误了这许多年，再加上你们两个的年纪又差不多，我觉得你们俩个可以试试看。”陈赓从中说道。

钟月林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也对宋政委有了一定的了解，对于这个经常来帮忙的儒雅男性她是带着一定的好感的，在加上身边人的撮合，很快二人便迎来的第一次约会。

在这次约会中，二人相互交换了姓名、家世、经历、喜好，宋政委知道了这位女同志是个性格温柔而又坚韧的人，而钟月林也知道了这位宋政委是个读过很多书的有学识的人。

在宋政委的侃侃而谈中，钟月林脑海中徐徐展开了这位也许是她未来丈夫的人的人生画卷。原来，宋政委原先并不叫宋任穷，而是叫宋韵琴，是因为当时刚开始当兵的伍营长觉得这个名字不够阳刚才改的。

1909年，宋韵琴出生在湖南省的一个农民家庭里，当时在家中排行第四，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因此在几个兄长的支撑下，宋韵琴的生活要过得舒服一些，也正是因为将家里大哥过继给了别人，宋韵琴兄弟三人才得以有钱去私塾读书。

正是因为大哥的付出，才能使得宋韵琴等人有了上学启蒙的机会，宋韵琴也因此接触到了古往今来的很多知识，并且在1922年凭借优异的成绩成功考入当地的重点小学。

在湖南这个革命形势风起云涌的地方，宋韵琴在学校毕业之后不久，便经过朋友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青团，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加入到革命队伍之后，宋韵琴积极响应大地主、分田地的号召，参与到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之中，并且还在1927年参与了秋收起义，跟随部队到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继续发展红军的宣传动员工作。

只是，在1928年，人重兵来袭，围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此时宋韵琴已经改名为宋任穷，并且跟随队伍一起抵抗敌军的攻势。当时，红五军团在这场战斗中不幸被打散，宋任穷也跟大部队脱离，凭借坚强的革命意志，他寻寻觅觅，最终找到了跟部队成功汇合，并且在红四军中任职。

宋任穷跟随红四军逐步转战赣南和闽西地区，接连任职不同队伍的政委，参与了多次反围剿的行动。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宋任穷跟随中央红军开启了漫长的长征历程，在长征期间，宋任穷因为功绩卓越、表现突出，从而被任命为中央纵队干部团委，在陈赓手下一起战斗。

1935年6月，长征结束，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成功会师，革命的力量得以留存下来，革命的火种继续点燃。

也正是在这年，革命形势暂时稳定下来，宋任穷和钟月林也得以开始他们的缘分。

同年12月份，二人在众多战友们的祝福下成婚，陕北延安的瓦窑堡就是他们喜结连理的场所。可是，在结婚不久，组织上便下达了新的任务，这对战争期间的革命夫妻注定不能过上平稳美满的婚后生活。

宋任穷被派到了红二十八军，在刘志丹的手底下任职政委，参与前线抗日的军事活动。

这场战斗十分危险，九死一生，在延安的钟月林心中时刻都担忧着丈夫的安全，在半年之后，钟月林终于抵不住内心的焦躁与担忧，向上级提出了也要上前线的要求。

“小钟，你是不是担心小宋啊”，上级一眼就知道了钟月林前往前线的申请背后内涵的深层原因。

“半年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确实很担心”，知道自己什么也瞒不住，钟月林索性直接表达了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这样，我去帮你发一封电报，看看小宋的状况。”

得到了上级许诺，钟月林才算是暂时放下心来，而随后一封报平安的军事加密电报，更是让她彻底安了心。

1938年9月，时隔三年，这对夫妻才得以最终见面，一番相拥而泣之后，二人约定以后要同进同退，再不分离。

1939年，宋任穷主动担负起了冀南地区的驻守工作，因为日军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冀南众多地区都成为了只剩烟火狼烟的无人之地，而宋任穷所要面临的工作便是以冀南革命根据地为中心，帮助周边的百姓建立起抗日政权，一边发展生产，一边抵抗日寇。

在此期间，钟月林一直跟随在他身边，并且在1940年，二人孕育出了爱的结晶，他们的女儿宋勤出生。

这个孩子出生的很不是时候，当时正值抗战的紧要时刻，中原大地，硝烟四起，夫妻二人身上都担负着重大革命责任，宋任穷还要按照上级指令，率领部队暂时离开冀南根据地，前往河北平原参与指挥战斗。

孩子刚出生，便要经过战争的波折和长途奔袭的颠簸，小小的一团被放在箩筐里，被人背在背上带着前进。

婴儿一向是不管外界如何，该哭就会哭的，而婴儿的哭声有很大的可能会使行进的部队面临被敌军发现的危险。

然而，这个小娃娃倒是乖得很，从不乱哭，部队行进的一路上，也没有被敌军发现，军中众人都直夸这个娃娃是个福星，是个乖巧的不行的好孩子。

在部队抵达河北平原之后，战事越发紧张，一个婴儿在这种环境下，不仅自身的安全得不到保障，也无法分出多余的人手加以看顾，所以这个孩子只能被送到了老乡家里，由老乡代为照顾。

“老乡，我们是八路军的，找您是有个忙想请您帮一帮”，夫妻二人敲响了一户普通农家的门，并随之表达来意，“我们忙于打仗，没有时间照看孩子，这个孩子又还小，所以只能拜托你们了。”

“八路军为我们老百姓出生入死的，这点要求怎么会不答应，放心交给我好了，一定平平安安地把这个娃娃照顾好”，老乡一听闻是八路军的请求，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下来，老乡的热情和爽快也让夫妻二人放心的将孩子交给了他。

随后夫妻二人一直忙于战事，没有时间将孩子带回身边，这个孩子在老乡身边一待就是四年，在这期间，小宋勤与父母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直到1947年抗日战争进入尾声，宋勤才回到了父母身边。

到了父母身边之后，宋勤被送到了保育院，和一众将士的孩子们待到了一起，也正是在保育院的这些日子，让宋勤隐约明白了自己父母的工作和国家的一些局势。

为了照顾宋勤在内的这些革命子弟，中央决定成立一所子弟学校，方便安置和培养这些革命的种子、未来的希望。

1947年3月，荣臻小学成立，宋勤进入了小学读书，并且在读期间勤奋刻苦，学习成绩优异。

1949年初，宋勤凭借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师大附中，在国家形势逐渐明朗的同时，这位革命子弟的未来也逐渐光明和清晰。

在这期间，由于宋勤始终与父母聚少离多，平常的时候只能住校，而节假日则多是在陈赓和董必武等人的家中留宿，因此，宋勤从小与父母没有建立起多深的感情，反倒是跟陈赓等人感情深厚。

1954年，宋任穷被调回了北京，钟月林也随之回来，宋勤总算是结束了与父母分隔两地的生活。

1959年，宋勤结束了高中的学业，准备报告大学，她一心想着跟随父母的脚步，努力报效国家，便选择了报考军事教育最顶尖的哈军工，只是，当时这所学校却没有招收女学生的计划，宋勤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在同年的五一劳动节，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烟火晚会，众多国家领导人出席，宋任穷也在应邀之列。

因此，宋勤得以有幸跟随父亲登上天安门城楼，跟一众领导人一起观赏烟火。

“周伯伯你好，我是宋勤。”年仅19岁的宋勤主动向周总理打起了招呼。

“你好，这么久不见，长这么大了，有什么事吗，放心跟周伯伯说。”

“周伯伯，我想报考哈军工，但是他不招女生，不是说要提倡男女平等的吗。”宋勤自信地问道。

“哈哈哈，你个小鬼头，跟我告你陈伯伯的状呢，”周总理一时之间也被这个小姑娘的胆大给惊讶到了，哈军工作为陈赓主持建立的学校，虽然初期确实只是招收了男性学员，但对于女性学员的招生计划已经在推行过程中。

三个月后，为了庆祝八一建军节，国家又举行了一场游园会，宋勤便与陈赓在这场游园会上偶然相遇，陈赓见到宋勤的第一句话便是调侃她：“你这小鬼，向周总理告我的状，只要你够格来，我们哈军工就能收你。”

最终，宋勤也不负众望，成功考上了哈军工，成为这所国内顶尖军事大学的第一批女学生，践行她秉承父母的意志，继续为国尽忠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