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中国将印度打得一败涂地，为什么却主动撤军了

1962年开始的对印自卫反击战中，我国在军事上取得了绝对优势和胜利。

据印度国会披露的官方数字，印军死伤六千七百六十五人；中国方面宣布俘虏包括一名印军准将和十六名军官在内九百二十七人。

但奇怪的是，1962年11月21日，占尽优势的我国方面，却宣布停火，立刻撤军，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我认为最重要的因素，还是要归结到一个老老实实的技术问题（当然也是实力问题）——在西藏高原上保障后勤的困难。是的，后撤的原因在于后勤困难。

那种靠牛和老百姓的双肩维系的后勤支援，不可能长久，也只适用于最前线。战争主要的物资供应，是靠汽车从上千公里外的中国内地运上来。

西藏的冬季，道路随时可能被大雪封住。积雪有时达几米深，人畜皆不能通行，更别说车辆了。

中国军队在西藏边境进行战争，装备给养来自中国内地，而从中国内地进藏的几条干线公路，全有被大雪封住的可能。

从干线公路通向中印战场的支线公路，因为大都需要进入或穿越喜马拉雅山脉，更随时可能封闭。

笔者曾赴西藏长途旅行，到过当年与印度交战边境，对那里的行车艰难深有体会。今天尚且如此，五十多年以前道路，只会更为恶劣。

冬雪夏雨随时切断运输线，西藏纬度低，降水量相对较多，尤其是与印度接壤的喜马拉雅山脉，常常受印度洋暖流影响，气候无常，雨雪集中。

夏天的雨水常常造成山洪、泥石流、山体塌方，阻断公路。

密布在西藏高原上的那些数不清的大小河流，更让人提心吊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把车陷在河中间。每年从夏季一直延续到10月，西藏的雨季才过去。

我国军队62年之所以选择10月下旬对印度发动进攻，我想正是因为需要躲过雨季，以使运输作战物资的道路条件更有保障。

然而进入11月后，西藏便开始面临大雪封山的威胁，加上天寒地冻，道路布满冰雪，行车困难又开始增加。

现代战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作战物资的大量消耗，犹如一部巨大的吞吐机器，必须在最短时间内有序地调动、运输和分配尽可能多的物资、给养和武器弹药。

而西藏高原上的运输问题，是我国军队后勤体系几乎无法解决的瓶颈，试想我国如果不及时停止作战，即使开始阶段可以获得大胜，一旦大雪封山，运输线中断，胜利是否还能保持住呢？

印度当时在军事实力上不如中国，但是从保证后勤的运输条件上，却比中国有利得多。

其背后是南亚平原，有条件修建良好的公路网，运输几乎畅通无阻。一旦战争变成长久对峙，双方在运输条件方面的差距就会产生越来越大的作用。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一向是“不打无把握之仗”。当时的条件和形势，没有给中国长久保持胜利的把握，关键就在西藏高原对后勤的制约。

从这一点上说，我国在1962年11月21日单方面停火和撤军，可以被视为一种精确的算计。

其次，西藏地广人稀，我国在西藏的边防军很多地方除军队以外，找不到任何可得到帮助的地方，甚至除了军队，根本找不到别的地方。

根据几个数字的比较换算下来，驻藏军队1980年时总数要超过十八万人。中国军队于八十年代初裁军四分之一，如果西藏驻军也以相同的比例裁减，应该在十二万左右。

担负青藏线一条公路的军事运输，就有九个汽车运输团，平时驻在青藏公路北端的青海格尔木。

格尔木是五十年代在柴达木盆地荒滩上建起的一座军城，作用就是保证对西藏的军事供应。格尔木出城向南几十公里就是西藏高原北缘——昆仑山脉。

当年中国解放军第十八军进藏，开始只有三个步兵师三万余人。随着进军深入，运输补给线不断延长，全军总人数扩到七万余人。

实际上真正进藏的部队只有八千多人，其他人都是服务于后勤，相当于每进藏一个人，后方要有八个人支援。

之所以要建立如此庞大的后勤，在于西藏本地无法筹措军事物资，连基本的生活物资也相当匮乏。

即便是做饭取暖的燃料，对西藏的驻军来说都是问题。士兵们经常被派出去寻找可供燃烧的牛羊粪便，这大概在全世界军队中也属少见。

西藏高原面积虽大，能够种植粮食的地区却极少，生产的粮食仅够本地人吃。

如果军队就地购买粮食，立刻会引起粮价飞涨，市场紧张。

后勤费用是天文数字。西藏没有石油，石油制品全部要从内地运，在用油罐车运油的年代，由于运输距离长，每运抵西藏两车油，要消耗一辆相同油罐车运的油。

后来花巨资铺设了一条长一千零八十公里的输油管线，其中九百多公里位于海拔四千米以上地区，八百六十公里通过长年冻土带，过十座大山，还有雷暴区、热溶湖塘、冰川等高原特有地形。

整条管线常年由一个团的军队守卫和维护。那条输油管线只是把油从格尔木送到拉萨，其他地区和边防部队的用油还是要靠汽车运送。

驻藏军队所有物品无一不得靠后勤供应，后勤系统出现的任何问题，也就无一不影响到军队的生存状态。

我看到过一篇报道，驻守西藏里孜的某连队，1985年吃的是1962年的大米，米的年头比全连士兵平均年龄大一岁。

我国士兵比较能吃苦，需要的物资数量相对较低。但现在与过去也不可同日而语。

每一步发展，物资供应量都要成倍甚至数倍地增长。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之交，每个边防士兵年需物资一点二吨，到1996年，每个士兵已经需要一汽车运量物资——即四至五吨。这仅是和平时期，遇到战争将成倍增加。

美军在朝鲜战争中步兵单兵日耗物资二十九公斤，在越南战争中攀升为一百一十七公斤，到海湾战争更达到二百多公斤。

我国军队即使仅按美军在近半个世纪前朝鲜战争标准，单兵年需要物资也得在十吨以上，如果达到九十年代海湾战争的标准，单兵年需要物资将达到惊人的七十多吨。

仅仅为了解决边防连队的危房改造、把慷炉取暖改成土暖气、用太阳能提供洗澡水、照明用电和吃上蔬菜这五项最基本的生活条件，西藏阿里军分区就花了两千多万元，等于他们所驻防的阿里地区1995年全年财政收入（两千一百九十万元人民币）。

导致成本如此之高的主要原因就在运输。不算物资的价值，一车物资仅运费即为四千五百元，相当于八个西藏农牧民年人均收入。

西藏道路状况之差使得运输损耗高得惊人，一车玻璃从格尔木拉到拉萨只有百分之十五完好，一车水泥则有百分之五十撒到公路上，更使成本大大增加。

还有不通公路的地区，运输费用就更贵。中国军队也曾考虑过用直升机运送给养。但是青藏高原海拔高，气候恶劣，一般直升机飞不了。

据说有次一架中国造直升机飞一趟墨脱，落地后竟发现机身拉长一尺，飞机就此报废。

在西藏，维持和平时期的边防已属不易，而若想具有抵抗侵略或进行战争的能力，成本之高更是难以想象。

举例说，维持一个边防团日常开销和官兵工资，一年所需一千万到两千万元人民币。而一辆能在西藏使用的装甲车，价值二百万元左右，配备一个装甲团至少要一二百辆装甲车，仅在装甲车上的一项花费，即是几亿元。

中国本来原不准备打印，只是印度太气人。所以，毛泽东说，印度搞我们那么多年了，我们也该搞他一下。我的理解只不过是要教训一下而已。

那时，毛泽东从来就未在乎过什么“中国威胁论”。

当时，在痛击印度侵略者后，我国选择及时撤兵，有以下几方面的好处。

其一，时机选择得当。当时，隆冬将至，抢在大雪封山前撤军，后勤和军队便于交通之时。

最重要的是在美苏两国热衷于古巴导弹危机之际。古巴导弹危机一结束，我国见好就收，充分适应现代局部战争有限性的特点。

其二，打得好。法国、以色列等西方国家高声赞叹：“内行人的战争！”“潇洒至极的战争！”

俘虏印军准将以下七千多人，而我无一人被俘；几乎吃掉了印军的主力，却主动撤军。毛泽东、刘伯承等人用兵如神。

其三，收得好。迅速回撤，还将缴获兵器维修一新送回，战俘及时送回，令达尔维等人既汗颜又口服心服。

收兵之时，美国的航母已开至孟加拉湾企图干预；苏联准备给印度新式武器；英国的新装备已经运抵印度。

后人常叹曰：“不该打后又撤回麦线以北！”其实是不了解当时的险恶环境。

毛泽东战略运筹确实是高人一筹。倒是刘帅认为回撤是否可以少撤一点，但当时谁能把一切都做得十全十美呢。

1962年的中印战争以戏剧性的场面谢幕，令全世界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们如坠火海，大呼看不懂。

因为以下场面似乎并不寻常：中国完胜，却把缴获的武器弹药连同战俘全部无条件地交还印方；中国收复了西线和东线的全部失地，但却从东线大踏步后撤，把最具开发利用价值并已收复的东段失地在事实上又让给了战败国印度。

一些军人尤其是西藏军人认为：1962年中国和印度发生的边境战争，就当时看，胜利者和失败者是十分明确的。

不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考虑，全部或大部收复失地将是我们惟一合理的选择。

1962年，我军以几万兵力反击印军，作战一个月基本收复失地。若以后在中印边界反击侵略收复失地，兵力也许要比当年多投入一些，若能收复失地，从政治上看完成了一项神圣事业，从经济上看仍是一本万利。

收复失地反击作战的代价不会高于对越自卫反击战，但是和那场战争相比，不论战争方面、经济方面，还是国防、民族团结、国际等各方面，都要有益有利得多。

军事上是否能估计得这样乐观，首先值得怀疑。印度军队已今非昔比。1962年失败的耻辱使其卧薪尝胆，九年后的印巴战争，印军表现就已经相当出色。

今天就更不可同日而语。据国外军事专家评价，印度兵目前是全世界最优秀、吃苦性最强、装备最完善的山地部队。

中国军队也发生了变化。当年的战斗力主要源于动员和激励，也就是当年放在第一位的“人的因素”。始终被动员在颠峰状态的高昂士气，使解放军成为一支令人生畏的力量，能创造按常规思维不可想像的奇迹。

而现代化战争与62年的战争已经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对后勤的依赖大大加强，光靠当年的耗牛和妇女老少齐上阵，甚至于四岁的孩子背罐头远不能胜任。

那必须是一部巨大的吞吐机器，在最短的时间里有序地调动、运输和分配最多的物资、给养、武器弹药。

从军事上，青藏高原是中国的屏障，是有利条件，但是从地理上，青藏高原反过来成为中国军队后勤体系极为头疼的障碍。

运输是几乎不可解决的瓶颈。印军的背后却是南亚平原，有条件修建良好的公路网，运输畅通无阻，后勤保证极为强大可靠。

众所周知，新中国诞生于二战后的冷战岁月。不久，美帝国主义便在我国东北部边界一带燃起战火，襁褓中的新中国被迫进行“抗美援朝”，并取得了伟大胜利。

不久，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恶化，中苏边境一带也不断出现紧张局势。中国面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两面夹击”的严峻形势。

因此，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印度在中印边界不断制造事端，频频向我边防部队发动进攻之时，正是美国对我发动冷战最激烈以及中苏关系破裂、两国矛盾扩大时期，美苏在政治和军事上都对印度给予支持。

此时，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也“趁火打劫”，不断叫嚣“反攻大陆”，美、蒋联手不断派飞机对我东南边境及内地进行侵袭、骚扰和破坏。应该说，中国当时四面受敌，国际及周边形势异常严峻。

与此同时，印度入侵、蚕食我国领土时，我国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

因此，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中国在有效教训了印度之后及时撤军，适时调整我国的外交战略，有助于我国在经济建设和外交、国防建设等多方面取得更大成就。

以后的实践证明：中国及时从中印边界一带撤军，既保证了我国西南边境线的长期相对稳定，又使中国人民的精力集中到了国家的经济恢复和外交、国防等建设事业上，从而使我国逐步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局面，改善了我国的国际处境，并相应地增强了我国的经济实力，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声望。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边防是其基础之一。然而，边防完全是实力的体现和竞赛。即使是在和平条件下要维持基本的边防，也是非常艰难和昂贵的。

解放初期，西藏地区物资奇缺，甚至连基本的生活物资也相当匮乏。

现代战争打的是后勤。后勤系统出现问题，就会影响到部队的生存状态。中国士兵比较能吃苦，所需物资数量相对较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物资供应量也将成倍甚至数倍地增长。

而西藏的道路状况又使得运输损耗高得惊人。如一车玻璃从格尔木拉到拉萨只有百分之十五完好率，一车水泥则有百分之五十撒在路上。

至于不通公路的地区，运输费用就更加昂贵了。所以，我军及时撤退的行动，无疑是明智且正确的。

10月24日，我方发表声明，提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可谓诚意切切，周恩来总理还致函尼赫鲁总理，希望印度政府对中国政府的三项建议做出积极反应。

但是，尼赫鲁却拒不接受中国政府的好意，反而变本加厉。

在此情况下，我军重拳出击，以打促和，经过第二次打击，终于实现了边界安定的愿望，达到了毛泽东主席“起码保证边界一带几十年的安定”的目的。

此后，尼赫鲁在边境线上欲打打不过、欲和丢脸面，维持了相对长时期的和平局面。

这种和平局面，当然是打击的结果，但中国政府所表现的和平诚意，无疑也是其促成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