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潜晋升一级上将，为什么职务却被降为副总长？背后的原因见不得光

1945年9月3日，陪都重庆举行抗战胜利的庆祝活动，上午11时许，军政大员们自重庆行营出发沿街巡视。开道车后面的第一辆敞篷卧车里，坐得正是那个委员长和时任“军委会副参谋总长”程潜老将军，许多历史爱好者一定感到很诧异：抗战爆发时程潜明明是正职啊！

没错，作为湘军元老和孙中山的坚定支持者，程潜在1935年就已经出任“参谋本部”的总参谋长。而且按照规定，除常务委员外，当时的行政院长、参谋总长、军政部长、训练总监、海军部长、军事参议院院长等等，均为军事委员会的“当然委员”。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9月间，国民政府决定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使陆海空军最高统帅权，同时改组军事委员会的机构：取消常务委员制度而改行幕僚长制度，设参谋总长襄助委员长处理一切军务，再以副参谋总长辅助之。

于是程潜便以原总参谋长的身份，改称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名称有变化，但是性质基本相同），成为委员长的所谓最高幕僚长。

（抗战胜利）

一、程潜早已失去了兵权

要说程潜在国民革命军中的资历，那绝对是很少有人能望其项背的：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8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炮科，回国后分配到清末新军，任职第十七镇参谋官。

辛亥革命爆发后，程潜曾到武昌协助黄兴，指挥炮兵反攻汉口，1912年民国成立时出任湖南军事厅长，几乎是未来绝大部分湘籍军政名人的长辈，偏偏出自湖南的名人彼时又遍布天下。

早在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的1917年，程潜即已被任命为“湖南护国军司令”，率部与北洋军作战，在南北对峙的湖南经历枪林弹雨。

在这个时间点上，未来的蒋委员长还在上海滩混迹和扯淡，冯玉祥、阎锡山还是北洋军阀，而李宗仁刚刚是老桂系陆荣廷手下的连长。

（早年程潜）

1920年程潜被孙中山任命为广州政府“大元帅府”的陆军次长，其后再任“非常大总统府”陆军总长，绝对的元老级人物。其创办的“湘军讲武堂”曾经延揽了未来一大批国共名将，包括陈赓、宋希濂、陈明仁等。

这个讲武堂后来整体并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到北伐之前的1926年初，程潜改任以湘军一部改编的第六军上将军长，该军亦是北伐初期的八大主力军之一，其他李宗仁、何应钦、唐生智等军长，那都得算晚辈

不过在1927年的“宁汉分裂”时期，程潜因政治态度不明朗，成为各方眼中的潜在敌人。先是第六军遭到蒋系军队缴械，后是本人被李宗仁突然扣押，第六军群龙无首，部队迅速瓦解，从这一刻起，程潜便失去了基本部队。

直到30年代初期，程潜才重回政坛，但权势式微，这也是新军阀崛起时段，对老派军头的一次强力打压，明显嫌他倚老卖老有些碍事了。

（北伐时期）

1935年4月国民政府搞所谓的“铨叙军衔”，程潜并未第一时间获授，主要原因是他此时已经没有了军职，而是在林森的邀请下，1931年起重任国民政府委员、“中执委”委员等文职，暂时离开了军界。

直到1935年底，面对日本人咄咄逼人的侵略态势，国民政府内部混乱倾轧的局面才有所好转，各派势力逐渐达成联合。一番整合之后，程潜重回军界，12月18日特任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总参谋长。

既然恢复了军职，军衔自然也得重新“铨叙”一下，本来程潜的资历明显高于已有的九名一级上将，众所周知，连北伐的第八军军长唐生智都授了陆军一级上将衔，而唐又哪里有程的资格老？

但问题是，之前已经规定一级上将员额必须固定，没有出缺不能晋升和补授，于是在次年1月11日，程潜仅被授予陆军二级上将，多多少少是有些委屈的。

（总参谋长时期）

二、抗战初期有意重用杂牌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华北地区迅速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为此1937年8月特成立第一战区，第一批次总共设置五个战区，且以华北为首。考虑到该战区的重要性，司令长官起初暂由老蒋兼任，以中央军嫡系刘峙为副司令长官。

及至淞沪会战打响后，老蒋的主要注意力被吸引到华东战场，遂于9月间免兼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改以刘峙接任。

而这位刘司令长官是抗战爆发后，第一个被打回原形的“北伐名将”，丧师失地一溃千里，最终被撤职“查办”。

全面抗战之初，也是新军阀混战刚刚落幕的时分，期间老蒋曾跟各路杂牌斗得死去活来，为了修补关系和体现“团结抗日”的态度，一批曾经是对手的杂牌军头被纷纷起用，先后任命为高级军职：

（陆军一级上将李宗仁）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晋绥军）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西北军）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粤系军）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桂系军）

因此在刘峙被撤职后，老蒋思来想去，决定将辖地已经发生变化的第一战区，也交给了湘军元老程潜指挥，同时将原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何应钦调回，以张发奎接任。

换句话说，第一批五个战区的司令长官，至此全部由非黄埔系的高级将领担任，也算是老蒋用心良苦，包括白崇禧、朱培德、唐生智等杂牌大员，期间纷纷担任了重要职务。

（陆军一级上将阎锡山）

这当然是一个姿态，由老资格的杂牌将领们担任战区主官，让方方面面都没话说。但是呢，各战区的中央军部队又由老蒋直接掌握，所以这批司令长官除阎锡山外，个个没有绝对实权，个个指挥受到掣肘。

正是在这个时间段的1938年1月，原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抗战爆发前称为总参谋长）程潜，奉调前往第一战区任职，

至于程潜在军事委员会中枢的遗缺，则由黄埔系二号人物、军政部长兼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继任，很有点“鸠占鹊巢”的意思。

（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

三、利用抗战削弱杂牌的小心思

程潜接手的第一战区，辖地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此时的华北大部已经沦陷，因此该战区的实际防地，是位于平汉路和陇海路的中段及“沿线带状扩张区域”，长官部置于河南郑州。

所以研究抗日战争时期各大战区的辖地及所辖部队时，一定要注意，随着日军的深入和战局的变化，各战区都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要根据具体时间来确定，其中也包括战区主官的变动。

比如程潜当时指挥的第一战区，主要下辖宋哲元的第1集团军（第29军扩编而来）和商震的第32集团军，以及长官部直属的中央军李仙洲部、东北军万福麟部、陕军冯钦哉部等等。

整个战区的总兵力虽有25个师20万之众，却是妥妥的大杂烩，这也是老蒋的险恶用心所在：用杂牌军头担任各战区长官，然后指挥东北军、西北军、陕军、川军、桂军等杂牌军队，通通顶在战场一线。

（第一战区时期）

比如津浦路方向的李宗仁第五战区，情况也比较类似，给你职务给你部队给你防区，你就得拼死抗敌。打赢了夸你，当然期间也消耗了大批杂牌部队，比如台儿庄战役；打输了办你，守土有责嘛，怎么修理你都冠冕堂皇，比如韩复榘。

而黄埔系中央军，则多为各战区的机动部队或者是军事委员会直辖的预备队，战区长官想轻易动用，那是门也没有，必须经过老蒋首肯。于是抗战八年，杂牌军是越打越少，黄埔系军队越打越多。

程潜本来就没有军权，早已失去基本部队，所凭的仅仅是资格老而已，下面的杂牌司令军长师长们，虽然嘴上一口一个“颂公”，实则根本不听招呼。这样的仗根本没法打，更要命的是，程潜不久还背了口大锅。

1938年5月，徐州会战最终失利，李宗仁被迫下令第五战区50多万大军西撤，而西面就是第一战区的地盘，程潜所部即有掩护五战区主力顺利西撤的责任，毕竟分头撤退的部队是没有什么整体战斗力的。

日本人自然也看得明白，土肥原第14师团立即渡过黄河杀入豫东，企图截击西撤的五战区部队。前有截杀后有追兵，李宗仁的西撤部队遭遇重大危机，老蒋也慌了手脚，急命第一战区组织反击。

客观来说，程老将军的大兵团指挥能力确属一般，加之部队掌握能力有限，因此为了消灭孤军南下的土肥原，老蒋任命薛岳为第一战区前敌总指挥兼豫东兵团总司令。

同时抽调中央军大批精锐投入作战，包括第1军、第71军、第74军等等王牌，按薛岳的计划，誓必围歼土肥原师团与兰封地区。

（商震）

四、特窝囊的兰封会战

架势虽然拉得很大，结果由于桂永清等嫡系将领怯战，兰封会战最终打成了一个笑话，20万精锐部队愣是吃不掉3万鬼子，此时日军大批追兵从东面扑来，整个第一战区和第五战区后卫部队有全线崩溃的危险。

1938年6月1日的深夜，老蒋紧急把电话打给了程潜，批准了第一战区关于炸开黄河大堤拦截日军的动议，面对日军的不断压迫，第一战区长官部当时已经西移到洛阳。

掘开黄河大堤“以水代兵”的计划，最初的两个倡议者，分别是武汉行营参谋长晏勋甫和军令部次长熊斌，后来晏勋甫调任第一战区参谋长，也跟程潜提到过这个想法，所以程潜是知情的。

程潜之前到武汉参加军事会议时，也提到过晏勋甫的计划，不过当时的方案是在郑州附近掘堤，从而将日军阻于郑州以东地区。只是兹事体大，老蒋没有下定决心，不过对该计划却是上了心的。

因此以兰封会战彻底崩盘后，眼见日军机械化部队在豫东和豫中平原上狼奔豕突，已有迅速南下威胁武汉之势，为了争取时间部署武汉保卫战，老蒋最终下了决心，命令第一战区实施掘堤计划。

程潜把任务交给了商震集团军完成，商震选中了刘和鼎的第39军，刘和鼎派出了蒋在珍的新编第8师，蒋在珍则落实给该师熊先熠团，这个团终于在6月6日的夜里，掘开了黄河大堤花园口段。

日本兵暂时是被挡住了，黄河下游的村庄百姓却遭了殃，这一段历史之前有专文描述，不啰嗦了。总之兰封会战打得很窝囊，第一战区也在其中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司令长官程潜自然成了背锅侠。

（刘和鼎）

打仗不灵光，手下不听话，这又背了锅，因此程潜去职已成定局。武汉沦陷后的1938年10月底，军委会调整指挥序列，在增设战区的同时，还决定撤销原设的重庆、广州、西安三个行营。

同时另设桂林（主任白崇禧）、天水两个行营，于是程潜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天水行营主任”，统一指挥北方抗日战场。天水行营设西安办事处，所以程潜暂驻西安，第一战区则换成了卫立煌。

该行营理论上统辖涵盖13个省份的第一、第二、第八、第十等战区及冀察战区等等，貌似职权很大，然而实际上，程潜是被明升暗降，彻底的失去了统兵之权。

要知道，行营主任如果由杂牌将领担任，那就是个“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层级，跟后来李宗仁升“汉中行营主任”的情况类似，结果战区司令长官的位置，腾给了嫡系刘峙，也是明升暗降的操作。

五、程潜晋升一级上将

早在1937年2月间，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训练总监、滇籍名将朱培德意外病逝，成为第一位出缺的陆军一级上将。这个名额也成为一票二级上将觊觎和争夺的对象，狼多肉少，难以平衡，就一直拖了下来。

到程潜出任天水行营主任以后，名义上成为北方各战区司令长官的顶头上司，而战区司令基本都是挂三颗星的（陆军二级上将或者特加上将衔），综合程潜的资历和职务，1939年5月终于拿到了这个空额，正式晋升陆军一级上将。

面对程潜这样的老资格，包括等待晋升的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也实在没话说，因为“颂公”确实是他的前辈。白氏直到1945年10月抗战胜利后，才顶了张少帅的缺，那么其他二级上将更得闭嘴。

好景不长，1940年初桂南会战失利，老蒋迁怒于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认为行营拥有军事指挥权增加了指挥层级，反而不利作战，遂下令裁撤桂林行营。

至5月间天水行营也一体裁撤，双双改组为“军事委员会桂林、西安办公厅”。换言之，这两个机构无论是职权还是级别都被降格了，再以程潜和白崇禧担任主官就明显不合适了。

那么程潜这位一级上将，后续职务怎么安排呢？最后的研究结果，是跟白崇禧一起调回重庆，共同担任“副参谋总长”。

于是程老将军“外放”了一圈，时隔两年再回到军事中枢时，尽管军衔提了一级，职务反而从参谋总长变成了“副参谋总长”，实在是抗战期间的奇葩事件。

（副参谋总长）

究其原因，主要还是黄埔系军队比重日益增大，黄埔系二号人物何应钦的参谋总长位置已经比较稳固了，轻易不好变动，程潜也肯定指挥不动黄埔系的骄兵悍将。

与此同时，老蒋也逐渐放弃了抗战初期“团结抗日”的假姿态，重新开始重用嫡系排斥杂牌了，只是这个真实原因实在见不得光，不能拿到台面上来说罢了。

即便是1944年底何应钦前往昆明，就任陆军总司令时，仍然兼任着参谋总长这个首席幕僚长职务。只是由于何在前线统兵，所以抗战胜利时分，才有了“副总长”程潜同车陪同巡视的机会。

抗战刚刚胜利，程潜再次被调离军事中枢，出任武汉行营主任，主管华中地区军政事宜，而副参谋总长的遗缺，由杂牌出身的亲信将领朱绍良接任，直到1946年5月军事委员会改制。

六、唯一起义的一级上将

1948年春天，程潜曾有意竞选“副总统”，因资历人脉深厚，本大有希望。然而目睹四大家族的倒行逆施，程潜不愿再与蒋氏为伍，遂中途退出并将拉来的票仓全部加持李宗仁，令老蒋气急败坏。

因此“行宪”的闹剧落幕后，老蒋把白崇禧一脚踢出南京，以武汉行营、九江指挥所等合并成立了“华中剿总”，委白氏为总司令。同时又把程潜撵回湖南，只担任湘省主席兼长沙绥署主任。

从整个华中地区的军政一把手，降任湖南一省的军政长官，显然是来自老蒋的报复，也说明程潜已经与之渐行渐远，为长沙和平起义埋下了伏笔。

（武汉行营主任）

1949年8月，在四野南下的大进军中，程潜和陈明仁率部举行长沙起义，旋被任命为湖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毛主席称赞说：颂公搞了几十年，几起几落，始终没有被打倒，不简单！

由此，程潜也成为国民政府在大陆期间授予的全部陆海军一级上将中，唯一战场起义的将领，自然也受到我方的欢迎和重用，1954年已任新中国的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注意并非中央军委，而是非现役单位的国家机关）。

那么1955年大授衔时就成为了一道难题，因为在所有起义将领中，程潜的原军衔是最高的，跟陈明仁、董其武、陶峙岳等人一起授上将衔，肯定是不合适的，陈明仁还是程潜的学生呢。

而开国大将和元帅军衔，原则上只能授予我党的军事家们，因此中央考虑再三，并未给程老将军授衔。但是却给了相当高的待遇，程潜评定的是“行政三级”，已然超过了多数开国大将的“行政四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