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颁i布了《中华民国战时军律》及实施条例，规定了可被处以极刑的罪名。如“不奉命令无故放弃应守之要地，致陷军事上重大损失者死刑”，“降敌者死刑”，“主谋要挟或不利于军事之叛乱行为者死刑”，“阵前反抗命令不听指挥者死刑”，“纵兵殃民劫夺强奸者死刑”等等。

之后还颁布《国军抗战连坐法》及其补充，规定“班长同全班退则杀班长……旅长同全旅退则杀旅长……军长不退而全军官兵齐退，以致军长阵亡，则杀军长所属之师长……排长不退而全排官兵齐退，以致排长阵亡，则杀排长所属之班长”。规定“连长未奉命令擅自退却者，其营长可报告团长核准，立即将其连长军法从事”，其上各级军官亦依此类推。

“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为战时军法的执行机关，何成濬长期任执法总监。俗话说军法无情，有统计显示，抗战中依军法被撤职者36204人次、被撤职通缉者34361人次、被记过者5221人次、被记大过者4669人次。另有被处以罚薪、撤职留任和申斥。至于被处死刑的人数，因无具体档案统计记录，无确切人数。高级将领方面，共有28名国军将领被处决，其中，上将1人、中将13人、少将14人。

被蒋下令、批准处决的这些高级将领有如下特点：

第一、杂牌军将领官职都比较大

级别最高的就是出身西北军的上将韩复榘，身兼山东省主席、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和第三集团军总司令。1938年3月他被控“不尽其守土职责及抵抗能事”、“擅先放弃济南，撤退泰安”、“节节后退”，被判处以死刑。尽管韩复榘极力辩白，并反问老蒋：“南京丢了该谁负责？”，让蒋哑口无言，不过，最终还是死罪难逃。

韩复榘是很能打的，北伐时他是第一个打到北京城下。不过在西安事变时韩复榘通电支持张杨，使得他与蒋之间有了疙瘩。全面抗战开始，韩复榘亲临第一线指挥，并组织进行了夜袭桑园车站、坚守临邑、血战德州等，可是当他发现前来支援的中央军都在后方，炮兵也被调往后方，而让他的部队在前线抗击日军时，大发雷霆。他撤走了黄河沿岸的守兵，将三个军主力调到济南后方，前方只留一个旅的兵力，结果让日军轻易突破，趁虚长驱直入，山东首府济南城被拱手让给日军，完全打乱了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的战略部署；韩复渠屡次违抗李宗仁的命令，早已引起李宗仁的不满；其又暗中联络四川省主席刘湘搞阴谋，被戴笠查获。于是老账新账一起算，被蒋以开会的名义逮捕处决了。

韩复榘一味保存实力，导致日军轻易突破黄河防线深入山东腹地，确实该杀。不过蒋也有借此剪除异己、公报私仇的私心。

抗战期间第一位被处决的高级将领是李服膺。1937年10月2日深夜，晋绥军将领、第61军中将军长李服膺，就因“临阵脱逃”、放弃天镇的罪名，在太原大教场刑场被枪决。

事实上，他率部防守天镇、阳高，是在完成阎锡山“坚守三日”、“续守三日”的指示，防守七天后“相机撤退”的，他错就错在未能不惜代价多拼几天。对李服膺的处决，也有不同意见，当时傅作义曾痛惜的说：“盘山失守怎么竟把罪责全落在李军长一人身上，真是可恨、可惜又可叹！他虽然牺牲了，但是，是有代价的！”

在当时，日军突入山西，阎锡山提出了“守土抗战”的口号，这与蒋介石在一年后提出的“焦土抗战”是完全不一样的。阎锡山明白，只有守住地盘，才有可能持久作战，如果连地盘都没了，还打个“甚仗”？对此，他忍痛舍弃了来之不易的绥远，将驻绥主力调回山西参战。他枪毙擅自放弃天镇的心腹爱将——第61军军长李服膺，藉以向全省军民表明自己坚决抗战、寸土必争的决心。

客观地说，此举对严肃军纪、振奋军心、民心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山西的抗战打得也比其他省份顽强。不过，也因此吓坏了阎锡山另一位心腹爱将王靖国，在11月2日召开的防守太原的军事会议，王靖国只敢让参谋长代其参加会议。

王靖国和阎锡山都是山西五台人，同李服膺一样，他们都位列阎氏“五虎将”之一。要说地位，王比李高。在一个月前的（今涉县）、原平保卫战中，王靖国败了。他的第19军伤亡惨重，归其指挥的第196旅全军覆没，旅长姜玉贞殉国。按理说，王靖国是尽力了，但他怕“家法”，担心步李服膺的后尘。

在会上，阎锡山做出姿态，命军法处对王靖国“以正军法”！事实上阎锡山并不打算处理王靖国，枪毙李服膺已经让他痛心疾首，再杀一名爱将，于心不忍。他是要向在山西的本省、外省军事将领传递一个信息：接下来的作战谁再敢后退，别怪我阎某人不客气！只是，他这表面文章倒是把头脑一根筋的军法处执行总监张培梅绕进去了，导致他于1938年再次提出枪毙王靖国以正军法被拒后，便走上了自杀抗议的道路。

除韩复外，另一位被处决的战区副司令是出身西北军的石友三。在抗战中其被任命为冀察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第39集团军总司令，但他勾结日军，准备投敌，以借日军力量打击八路军。1940年12月，其部下新8军军长高树勋设计扣押石友三，并将之活埋。事后，国民政府追认了高树勋的处决行为，认定为铲除汉奸。

此外，1937年10月30日，桂军将领、第171师第513旅少将旅长高仰如，也因在淞沪战场部队溃散、临阵脱逃被枪决。1937年12月，日军进犯河南。东北军骑兵第4军军长檀自新负责防守河南新乡一带。檀自新为保存实力，根本不与日军交火，几乎是闻风而逃，连累了中央军汤恩伯部差点被日军包了饺子。对于这样的杂牌军将领，汤恩伯自然不会客气。1938年6月，汤恩伯以召见为名，在信阳东站将檀自新逮捕，解送武汉行营，判处死刑，理由是‘不服调遣”。

比较冤屈的是粤军将领张德能，在1944年，第四次长衡会战时，蒋与薛岳意见分歧，致使长沙失守。北伐时的铁四军后来分裂为多个部分，有参加南昌起义上井冈山的，也有一二八抗战的十九路军，而此时负责长沙城防的也属于铁军的一支，还顶着第四军名头的。由于长沙外围其他部队纷纷溃败，特别是岳麓山制高点失守，导致城内部队混乱。军长张德能向战区请示，第九战区参谋长赵子立电话答复：“如守不住可撤”。

长沙失守后追责，赵子立又否认给第四军下过撤退的命令（电话答复，没有文字记录），因此张德能就背上了擅自撤退的罪名，为平息舆论，被按军法处决，代薛岳成了替罪羊。

第二、就出身而言，被蒋下令处决的高级将领以黄埔系为最多

对杂牌部队将领的处理，蒋很痛快，而对黄埔系将领的处理，蒋介石则往往存有私心。突出表现在对方面大员的偏袒。

比如蒋鼎文、汤恩伯，作为战区正副司令官，率四十余万大军面对十万日军进攻，仓皇失措一味避战逃跑，37天失38城，这要是换做杂牌军早就被毙了，而蒋仅仅只是撤职了事。汤恩伯、宋希濂、刘峙、桂永清等蒋的心腹因战败而被撤职，但是很快就重新起用。

中央军被处决的军长只有一位，就是擅自放弃全县的93军军长陈牧农。关于陈牧农的被杀，现已成为一无法证实的无头公案。一说是张发奎报复，由于长沙枪毙了张德能，那么同样的以失地为由要挟蒋也枪毙一个中央军的军长，陈牧农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不过对此张发奎是否认的；另一个说法是陈牧农事实上是奉了军令撤退的，只是他奉的那个军令不是战区司令张发奎下的，而是蒋亲自下的，蒋下那个撤退令其实是想保存中央军实力，好让杂牌军去与日军拼消耗。只是后来日军占领全县后，又迅速攻下重镇柳州，舆论哗然，蒋不得已借陈牧农的人头平息众怒。陈死后，蒋介石对陈牧农的家属优抚有加，更印证了蒋拿陈牧农当替罪羊的嫌疑。

但是对于师长一级的黄埔学生，蒋介石下手就比较狠。

1938年5月，龙慕韩任第88师少将师长，率部参加兰封战役。在守卫兰封时，龙慕韩擅自撤离，致使该城失守。经军事审判，龙慕韩被判处死刑，成为抗战中第一个被处决的中央军将领。

兰封战役蒋集中了6个军15万大军，意图围歼孤军突进的2万人的土肥原师团。对于如此大的兵力优势，而且都是中央军精锐，战区司令程潜很有信心，可是他忘了他指挥不动那些中央军嫡系。

虽然74军、71军很卖力，逼得日本14师团被迫突围，但是其他部队却掉链子。先是27军防线接连被突破，日军得到喘息，接着桂永清只留龙慕韩88师一个师守兰封，自己跑到开封去了。长官如此部下自然也怂，日军只一天就夺得要地兰封；另一面是负责打援的第8军黄杰有样学样，留一个师在，自己带主力先跑了，好在102师是抵抗几天才撤的，打的也算顽强，师长柏辉章没有责任。

对此情况，老蒋大骂娘希匹，严令进攻。宋希濂猛攻两天拿下兰封，土肥原陷入困境。这个时候又是桂永清那儿出了问题，部队稀里哗啦就退下去了，日军控制了黄河渡口，也就不能称其为孤军了。其后，如果打援部队能坚守出几天时间，进攻部队进攻果敢，国军还是有可能给日军歼灭性打击，毕竟日军通过黄河能给与土肥原的支持有限。然而，还是那个黄杰，还是老样子自己先跑，留一个师断后，鬼子来了这个师再跑，结果丢失了商丘。

这样一来就不是国军围歼土肥原师团的问题了，变成了国军被日本14师团和10、16师团的两面夹击。兰封战役失败。

蒋为了保护自己的中央军逃跑，命令炸开花园口。对于扒黄河这种反人类、对中华民族犯下滔天大罪的行为，蒋也不敢找部下顶罪，至死都推到日军头上。

失守兰封的龙慕韩成了此次会战失败的替罪羊。虽然他该杀，可是桂永清、黄杰更该杀，桂永清在南京保卫战时就率先逃跑，而且跑的时候连撤退命令都忘了下，可是他的官却越当越大。

压倒性的兵力优势，优越的地形条件，兰封战役就算打赢都不值得吹嘘，可国军却是惨败，在国际上成为笑柄。

第三、蒋的偏执型性格，造成一部分将领死于非命

蒋的情绪容易激动，好走极端。他常常在公开场合呵斥部下：“你们赶快地去死”，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情绪发泄。

在被处决的黄埔一期将领中，除龙慕韩、陈牧农外，还有薛蔚英和悌。

武汉会战时，薛蔚英任第167师少将师长，在率部增援马当要塞时，因怀疑大路有伏兵而决定走小路，以致贻误战机，等下午赶到时马当已在上午沦陷。1938年8月，薛蔚英被执行枪决。

而酆悌被杀则是因为抗战时期的三大惨案之一的“长沙大火”。38年11月岳阳沦陷后，蒋介石命湖南省主席张治中、长沙警备司令悌等制定计划，待日军攻陷长沙，即放火焚城。巧的是在蒋离开长沙的当晚（12日夜），因南门外伤兵医院意外失火，使城内军警误以为是焚城信号，纷纷在各处放火。

长沙大火

为推卸责任以平民愤，酆悌和徐昆（警备队第二团团长）、文重孚（长沙警察局长）被处以死刑，成了替罪羊。徐、文二人亦是黄埔生。而蒋的亲信张治中，只被“革职留任”。

要说死得较冤的，有段朗如、廖龄奇、傅维藩等。

段朗如任第79师中将师长，该师是较能打的部队。1939年在奉命反攻南昌时，发现前方敌军力量薄弱遂要求发起进攻，却被32集团军司令上官云相否决。等到日军增援力量达一个旅团后上官云相却下令强攻。段说“进攻是要进攻，但仗不是这样打法”。上官闻此大怒：“段师长，你说什么！你要负责的！”，组织突击队，结果进攻失利，日军反攻，部队垮了下来。

上官云相是有名的“功劳全归我，罪责全归你”的小人，遂上报老蒋，老蒋脾气上头，下令“段朗如谎报军情，贻误战机，着即军前正法。”

79师老师长，第29军军长陈安宝闻讯后多方奔走未果，又接“限五日内克复”命令，遂报必死决心，率29军突进南昌城，遭增援的强大机械化日军反扑，壮烈殉国。曾与段朗如同在陈安宝麾下任旅长的副军长李祖白悲痛欲绝，一边指挥部队继续战斗，一边派兵将陈安宝的尸体抢回护送回后方。之后，精神深受刺激，遂提出辞职，也未赴重庆担任中将参议的闲职，直接从江西回了老家。

殉国的陈安宝将军

廖龄奇之死就更有点奇特了。

第二次长沙会战时，第74军在向北移动途中，遭日军迂回侧翼袭击，行军中的74军被日军的骑兵冲散，立足未稳就被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当时74军军长王耀武、51师李天霞、57师余程万、58师廖龄奇，尤以廖龄奇第58师垮得最厉害。

要说责任的话，有情报的原因，有侧翼掩护部队的原因，长官部、军、师等都有责任。要说他不冤也说得过去，因他未听从长官部要求退往浏阳的命令，而擅自将队伍拉到了株洲。在此期间，廖龄奇还“顺道”回老家祁阳探亲，脱离战场。

战役结束后立即召开检讨会议，蒋亲自在军事会议上宣布其死刑，罪名是临阵脱逃。未经审判直接就给毙了。后来蒋了解到，廖龄奇在战场表现颇好，又视其被杀为一场冤案，为他平反，给家属发放“哀荣证”与抚恤金。这个案件暴露了蒋介石处事急躁的毛病。

还是在这次长沙会战，蒋本也准备处理10军军长李玉堂和预10师师长方先觉，后看到缴获的日军作战地图上标示日军有近四个师团的兵力，他才转变语气说；“现在证明，预10师阵地前有三个半师团的兵力，就是铜墙铁壁，也难以阻挡敌人的前进，能抵抗一天，还算不错。”

但蒋介石这样讲道理的时候还真不多，对部队将领的处理就全然视乎其心情，心情好，则情绪通达，有话好说；情绪受阻，他就草菅人命了。

灵宝战役是豫中会战的延续，在世界各战场捷报频传的当口，汤恩伯丧师失地，让蒋颜面尽失，心情肯定好不了。然而他又舍不得杀爱将汤恩伯，只好找替罪羊出气。

在河南作战的日军战车部队

97师是胡宗南的部队，师长傅维藩刚接掌部队不到一个月。面对日军的进攻，97师初期打的极为顽强，击毁日军多辆坦克，击毙日军从小队长、中队长到大队长等多位军官，守住了阵地。然而后来上级指示换防，恰巧就在换防的当口遭遇日军突袭，阵地被突破，部队溃败，师部、军部被包围，在冲出包围后退入二线继续阻击日军。之后，军部下令全线后撤。

胡宗南致蒋介石电，6月19日，第二封皓电内容

要说责任也该是下令换防和撤退的军长李延年负主要责任。可是蒋可不管那么多，虽然胡宗南二度致电蒋请求宽恕，言其作战勇猛，战斗颇为精彩，阵地失陷后多次组织反击，且函谷关始终保全，其”责任问题应自上负起“。但此时，蒋介石陷于国际国内的舆论指责当中，加之长衡会战开启，故蒋一心要杀，且连97师番号也要撤销，而傅维藩被枪决时仍高声喊冤。

除了作战原因被枪决的外，另有一些高级将领，则因贪腐或者其他名义被杀。

从时间上看，1940年前被处决的将领占了大多数。这些人在战时被处决，对于严肃军纪、激励士气，起到了较大作用。不过，老蒋有点冲动，矫枉过正了。除了真的有罪的，杀了不少无罪的、罪不至死的可用之才。而且，一些真正该杀的却因种种原因被袒护了。

附：抗战时期被处决的国军将领（文中已论述的不再具名缘由）：

上将1人，韩复榘，第5战区副司令长官、山东省政府主席、第3集团军总司令。

中将13人：

石友三，冀察战区副总司令、第39集团军总司令；程泽润，军政部兵役署署长 ，1945年因“办理兵役舞弊多端”，“利用职权，调用工兵建筑私宅”，被蒋介石下令枪决；

张德能，第4军军长；李服膺，第61军军长；

陈牧农，第93军军长；

檀自新，骑兵第4军军长；

段朗如，第79师师长 ；

石友信，第69军教导师师长，同石友三；

欧阳格，电雷学校教育长，蒋之亲信，1938年6月27日，欧阳格因丢失马当要塞被撤职逮捕，送军法执行总监部判决。1940年8月20日，以“贪污，潜逃罪”被枪决；

王皞南，宁波防卫司令部司令兼镇海区要塞司令及宁绍戒严司令 ，罪名：无。此事较曲折，待蒋发觉其是被冤枉去电阻止时，已被枪决。

蔡继伦，荆宜师管区兼宜昌警备司令，因贪污国防工程款被蒋下令枪决；

邢震南，浙江省第3区督察专员、浙江省第3区保安司令。1941年日军攻陷绍兴，1941年底被顾祝同以“抗战不力”在江西省上饶处决；

黄曜，后勤部副部长兼昆明办事处处长，晋升中将衔。因指示下属拍卖军用汽油桶，自己只知道签字盖章，回扣却被别人拿了。这锅背的，把命都丢了。

少将14人

龙慕韩，第88师师长；

薛蔚英，第167师师长；

胡启儒，贵兴师管区司令，1942年8月1日因“浮报名额扣饷不发擅权杀人行使贿赂”等罪名在重庆被枪决；

梅春华，第18军副军长兼参谋长。 梅春华两个老婆小孩又多生活困苦，用法币几千做资本，贩卖私盐，1944以走私私盐罪被枪决于重庆；

廖龄奇，第58师师长 ；

刘墉之，第70师师长，背地里说了句“会长不按中央规定支饷”，1942被阎锡山以诋毁领袖罪处死；

傅维藩，第97师师长 ；

及绍岚，骑兵第10师副师长，原因不明，疑似同檀自新一同被处决；

钟有德，暂编第38师师长 因未向阎锡山请示即与日军来往，被阎锡山以擅作主张罪处死；

杨根深，鲁苏豫皖边区挺进17纵队司令，1944年4月，杨若彬被蒋以“勘乱不力”的罪名，处死于河南鄢陵县；

酆悌，长沙警备司令部司令 ；

高仰如，第171师第513旅旅长 ；

赵理君，军事委员会华北督导团副团长，军统四大杀手，因私人恩怨杀害国民党行政督察专员韦孝儒，被蒋介石下令枪决；

张超， 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闽北站站长，以“破坏抗战罪”1938年6月18日在福州被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