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莉：迟暮的世界

“当你老了，头白了，睡思昏沉，/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慢慢读，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回想它们昔日浓重的阴影；/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光，/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这首英国诗人叶芝的《当你老了》流传甚广、深入人心，以至于对它的谈论都成了当下辨别文青与非文青的标志之一。然而，当文学真的与老年碰撞，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呢？

老年文学在中国还是一个非常小众的类型，在国外却早就成为一种潮流，譬如，“韩国与日本的老年文学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他们分类很细，涉及老年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不同年龄、性格与生活方式的老年形象的塑造更是极为丰富，从心理到身体，到疾病，可以说应有尽有。”（汪政《老年与老年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鲜有专门以老年人为描写对象的作品，其中出现的老年人形象大致可以归为一些固定的类型：封建余孽（如《家》中的高老太爷）、底层贫苦百姓（包括革命觉悟者和顽固守旧派，如《苦菜花》中的冯大娘、《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神魔化的巫者（如《古船》中的张王式、《马桥词典》中盐早的老祖娘），等等。这些老年人形象固然不乏经典，但他们身上的时代特色和意识形态意味往往大于年龄特征。因为老年常被视为年轻与进步的对立面存在，作家们容易沉浸在思想“弑父”的快感中，而忽略和遮盖父辈们作为老年人的特殊性。

时至二十一世纪，随着中国人口结构急遽变化，老龄化问题已然成为深刻的社会矛盾。同时，无法否认的是，科技高速发展、知识更新让老年人的社会价值在降低，权威性被质疑，话语权在沦丧，他们正在走下传统孝道文化营造的“神坛”，还原为纯粹的社会弱势群体。反映在文学上，则是作家们创作老年文学的自觉意识增强，塑造的老年人形象逐渐向本真状态回归。以小说中的老年人为例，像杨遥《父亲和我的时代》中的父亲那样，能够在社会新潮流中发掘自身价值的老年人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则是那些生活状态不佳、远离社会主流的悲情老者。他们无论是身体机能还是心理能量都日渐衰弱，以回忆往事、思考生死、寻求关爱为主要生活内容，以孤独、失落和感伤作为情绪主调，从他们身上散发的多是垂垂老矣之后的无奈感和无力感。

本期选载的陈再见的《雷管炸了没有》中的金伯就是这样的一个老人。金伯年轻时当过渔船的老大，但属于他的时代过去了，他居住的渔村在衰落，年轻人奔赴了大城市，只留下他和小孙女相依为命。多年前的一场事故夺去了发小蔡伯的儿子的生命，给他留下巨大的负罪感，而蔡伯的“望高”自尽击溃了他最后的心理防线，他不得不背负着更加沉重的十字架走向生命终点。本刊第5期选载的锦璐《复调喀秋莎》中的艾老师代表了另一种老年女性，她不肯服老，想把生命打扮得有声有色，然而生活却总是错漏百出，在她的表面光鲜之下掩藏的是一颗沧桑无比的心，永远停留在了那个高唱苏联歌曲的美好时代。

关注老年人的精神危机甚于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是老年文学的一个普遍现象，上述作品着力的重点就是老年人的负面心理情绪，特别是无比沉重的个体孤独感。作家弋舟创作反映空巢老人的非虚构作品《我在这世上太孤独》时就特别思考过孤独问题，相信它是比物质力量对人的压迫更为可怕的困境。他说，“我们永远在意的是，是什么，让我们的心灵都无法自已？如果说，空巢，衰老，对于我们还是未来之事，那么，孤独，此刻便潜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它柔软地蛰伏着，伺机荼毒我们的灵魂。”

值得注意的是，像《雷管炸了没有》《复调喀秋莎》这样的作品书写的尚且是保留了一定社会功能的低龄老人，另有一些作品则把目光投向了失能、失智、失独、罹病的高龄老人，描绘的是他们更为残酷的生存境遇。比如裘山山的《我需要和你谈谈》塑造了一个罹患阿尔茨海默症的母亲，她在逐渐失智的过程中，以一个知识女性的智慧，安排了包括离婚、财产分割在内的全部“后事”，随后便平静地等待着被病魔吞噬。她那种“一个人的抵抗”宣示了老年人最后的尊严，但也愈发反衬出了老年病患走向穷途末路的悲凉。

和罹病相比，人之将死是更为沉重的话题。心理学家欧文·亚隆说过：“你不能直视骄阳，也不能直视死亡。”当年事渐高，其实大多数人都做不到高僧“了生死”的境界，死亡焦虑是不可避免的。如何接受死亡并做到平静地与死神握手，是每个老年人必须面对的考验，也是老年文学中不可忽略的特定主题。目前即使在老年文学中，也很少有作品完整表现老年人的临终状态，但本期选载的钟二毛的《晚安》跨出了这关键性的一步，触及了常被讳言的敏感话题，可以说是涉足了老年文学死亡叙事的“深水区”。

《晚安》是钟二毛根据自身经历创作的，中间有不少非当事人不能获得的真实体验。小说一开始就引入了一个让人绝望的背景，母亲“三年前确诊，是癌。中医、偏方、西医，最后才上了化疗，一次，两次，三次。击倒，再击倒，最后跪着，跪过白昼，跪过黄昏，跪过漫漫长夜。”在借由“跪姿”展现癌症晚期患者“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痛苦之后，小说才顺理成章地出现母亲乞求当刑警的儿子为她实施安乐死的情节。作为成熟的小说家，钟二毛在后文中展示了高明的叙事策略：一是他设置母亲讲述了七个和死亡有关的故事，讨论了各种匪夷所思的死亡方式，“七日谈”的结构不仅触摸到了死亡的多个维度，更赋予了死亡以丰富的涵义，极大拓展了小说的意义边界。二是他在小说最后将安乐死转化为自然死亡，既避免了伦理悲剧和道德两难，挽救主人公于自我审判的境地，又给悲剧色彩浓厚的结尾增加了一抹温情。钟二毛在讲述为什么将小说名从“死亡七讲”改为“晚安”时说：“‘晚安’更温馨、更日常，也契合了故事结局：一家三代人，互道晚安。”台湾地区实施《病人自主权利法》也有一句相似的宣传语，“预约美好告别，生死才能两相安。”在国内对“安乐死”的争论异常激烈的情况下，至少《晚安》以文学的方式探讨了这个敏感问题，深切观照了濒死者的精神黑洞，精准地触及了时代的痛点，并因此具有了对读者心灵的强大冲击力和震撼感。

如汪政所论述的，老年文学大多只是“代言体文学”，处于生命晚期的老年人无力自我书写，只能由年轻人为他们代言。一代被人文思潮滋养过的作家们的父母正在老去，不管他们年轻时如何风光无限，衰老终将消除他们身上的光环，将他们还原为单纯的生命体，而这一代人也将在送走父母后渐渐步入老境。从最近的老年文学作品可以感受到，这一代作家“代言”的老年文学既是对现实的回应，也是对自身命运的一种前望式的书写，因此作家们更倾向以尊重、关怀生命为旨归，剥离老年人身上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属性，亦打破“夕阳红”式的美好幻觉，坦呈老年人的真实生命状态并留下深沉的思索。

老年作为完整人生的一个必经阶段，其中可发掘的文学价值是很多的。可以想见，社会对老龄群体的重视将催生更多的老年文学作品，人文关怀或将成为作家进入老年书写的重要路径，老年文学将持续发展，乃至将在不远的将来蔚为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