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张爱玲和侯孝贤都爱这部小说？

1998年，侯孝贤把1894年出版的章回体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搬上了大银幕，对习惯看普通话对白的观众而言，这部方言电影，却成为无数人心中的经典。张爱玲在晚年，最为特殊的作品也是根据《海上花列传》“翻译”而来的《海上花》。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海上花列传》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是中国第一部方言小说，作者韩邦庆（字子云）使用吴语写作，如果不懂方言是看不懂的，比如书中用“陆里晓得”表达“哪里晓得”，“一淘”就是“一道”，“耐看”就是“你看”，“无娒”就是“母亲”。

在《海上花》初问世时，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大多认为这是一部描写青楼生活的风月小说，其实不然，这部小说不仅描写了租界中的妓院生活，更展示了当时官场、商界等社会面貌，是一幅形形色色的上海众生相。

鲁迅和胡适都称赞其“平淡而近自然”，张爱玲更是对这部小说偏爱有加，暗暗为它鸣不平：“《醒世姻缘》和《海上花》一个写得浓，一个写得淡，但是同样是最好的写实的作品。我常常替它们不平，总觉得它们应当是世界名著。”

我们把时间拉回到这部小说出版之前，1890年，两位落第举子——韩邦庆与《海上繁华梦》的作者孙玉声——在轮船上相遇，二人交流文稿时，对于是否应使用方言写作产生了激烈的讨论......

1890年秋：两位落第举子在回沪轮船上，互相阅读各自未完稿的小说。

《海上花列传》、方言小说与白话现代性的起源

戴沙迪 撰　唐海东 译

01

上海报人韩邦庆（1856—1894）和孙玉声（？—1939）于北京科考中初次邂逅。落第后于返乡船上，互相阅读各自未完成的小说，聊以消遣。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和孙玉声的《海上繁华梦》都对当时上海妓院区进行了全景式描写。

两位落第举子，在归程中交流彼此文章，排忧解闷——如果仅从基本事实的陈述来看，这一会面并无足可观之处。毕竟500年来中国的驿道运河上，这类同病相怜的场景可谓司空见惯。但其中仍有着颇不寻常的新意。

首先，他们循海路返乡；其次，两人的未完稿小说以单一城市上海为场景（前现代小说场景的设置通常遍及全国）。从这些内容便可知，其时正值19世纪下半叶，而不是17或15世纪。

事实上，从此一交流小说手稿看来，当时知识经济结构与民族共同体的想象都已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随后这些小说于报刊连载，剧烈重塑了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此种替代性文学生产场域为适时填补科举制度废除后出现的真空，迈出了最初的步伐。

同时，韩、孙二人交流文稿时，对于是否应使用方言写作（韩的小说对白使用方言，孙则使用标准白话）的激辩问题，在在提醒我们，20世纪，作为现代写作与交流形式的白话文，往往可从那些以方言写作的先驱者处发现其端倪。或可说，是他们在一片斥责声中所创造出来的。

韩邦庆和孙玉声落第后另辟蹊径的做法，值得我们深思。他们得以参加科举考试，已经算得上出类拔萃。一般无法更上层楼的士子，仍能以塾师、学术文集编纂者，或地方官员、督抚衙门之幕僚等身份悠游地度日；或参加各类收入丰厚的经营，通过营销书籍、谷粮、土地等商品致富。

但韩、孙二人不仅是以作家身份为人铭记，更被视为上海报章杂志界的领航编辑及出版人。这一志业抉择，富含着诸多有趣的细节，然而在当时却属社会地位低下、报酬盈缩无常的职业。

02

在欧洲，很难认定小说和报纸取代了其时存在的文化生产结构：通过书面文字，小说及报纸的读者群产生了戏剧性的扩张。同时，不管是具有复杂情节的虚构作品，还是报纸的报道，它们对事件的追踪达到前所未有的同步性。对欧洲人而言，二者作为对民族共同体的想象，无前例可循。

相较之下，晚清末年，我们看到对传统科举制度的全盘扬弃。这样的考试制度，定期将全中国人的梦想卷入其中。因此，过去将近六个世纪，它也十分清楚地界定出中央管理机构以及思想观念所能影响的范围。

尽管20世纪之交出现的“新式”学堂和课程，似乎自然而然地取代了1905年废除的科举制度，但科举制度的功能，远非狭义的教育所能涵盖。它依照一定的规则，维系明、清两代的政治秩序，系统地阐明在何种条件下个人可以宣称独立于甚至反对这一政治秩序。

同时，它也生发了建立在科举制度上的文学生产。1905年左右的数十年间，人们异常热切地推介小说，企图将小说树立为一种值得在中国展开公共事务讨论的文类。同时，将期刊出版作为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模式。我们必须在这些竞技场上，一如在建立新学校、出版新课本的竞技场一样，寻找科举制度的替代形式。科举应试文章经常被称为“时文”，这种与当前的联系从好处说，是相关性；从坏处看，则是局限性。这种意识在20世纪初报纸及其刊载的连载小说中，得到了呼应。

这一过程中，韩邦庆和孙玉声正站在关键的转折点上，他们的重要性不在思想史上或者意识形态冲突方面——康有为（1858—1927）和梁启超（1873—1929）无疑位列那一故事里的关键人物——而是在文学生产实践与审美的物质文化史上。

中国明清两代的小说传播，以时间上的延迟与相对的私密性为其特征：密友可阅读小说手稿，等候作者完成新章节后互阅。异于诗歌、散文和书信，小说很少得以在作者生前出版，一般必须待原作出版数十年后，待续书或续作出版，其影响源流方得以彰显。直到19世纪，毫不夸张，小说仍是中文书写中一种较私人化的文类。

韩邦庆和孙玉声交流手稿作品，导致不同作者同时创作相似题材小说，恐非首例；然而，互相交流未完成手稿，随即连载出版则是第一次。此种情形重新定义了作者与读者，以及不同作者间的时间关系。于此，小说暴露于一个与作者共时的广阔读者群前，且挑战中国人通常视诗歌、散文、序跋以及书信为构建主体思想和个体声誉的主要文类观念。一旦小说获此能力，各种旨在进行政治或文化批判的具影响力的体裁，如“谴责小说”“社会小说”等就在20世纪初以令人惊异的速度发展。

实际上，尽管梁启超强调他尝试政治小说的灵感来自欧洲以及日本，但是假使直到1902年他的《新中国未来记》连载，小说尚未确立其公共性和及时性，那么他的特殊贡献，即宣扬小说可用以就国家未来展开明确政治论辩，面对的将是这样一群读者：他们未曾接受过小说教育，不明白作为公众实践，阅读小说与当下有密切关联。

我们可以借用汉森（Miriam Hansen，1949—2011）关于“白话现代主义”（vernacular modernism）的观念，更好地理解从世纪之交直到20世纪一二十年代问题的症结。几十年来，一代代的批评文章，条件反射似的对读者实践这一方法大加挞伐，然而他们自己所依赖的恰恰是同一模式。从鸳鸯蝴蝶派小说到篇幅较长的连载小说如朱瘦菊（1892—1966）的《歇浦潮》等，20世纪初的通俗文学延续着《海上花列传》和《海上繁华梦》这类城市小说的传统，构成五四时期挑战传统思潮得以孕育的文化实践基底。正是依着这些文化实践，那些挑战才能反过来定义自身。

五四时期和明清两朝由科举制度产生的文学生态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两者对科举应试时文的批判都曾盛极一时；对16世纪至19世纪间科举八股文的批判，集中针对审美品格拙劣、观点虚伪、语词重复和道德观可疑。不到十年，同样的批判转嫁到了通俗小说、报刊写作，以及更普遍意义上的大众文学文化上。设若在两种情况下，这些批评都未能正视批评对象所具有的多样性和创造性，却就着考试范围及之后白话媒体领域的多元化大做文章，一味加以谴责攻击。如此，我们只能将这一失败的批评实践看成一个教训，提醒自己应该时刻注意，作为专业的文学批评，自始至终都有其局限性和依赖性。

03

《海上花列传》单行本1894年问世，对白几乎清一色采用当地方言。大约一世纪后，台湾著名导演侯孝贤（1947— ）以小说为蓝本拍摄电影。尽管参演明星中，很少有人通晓上海方言，侯孝贤仍坚持应尽可能地多使用方言，为此，他招募一批会说上海话的演员如潘迪华（1931— ），并鼓励其他演员应想方设法加以模仿。就日本女演员羽田美智子（1968— ）部分，则启用配音。

孙玉声若泉下有知，自不会同意这样的做法：他描绘上海的小说，使用的其实是标准白话；他曾提醒韩邦庆，与其用一种“只有中国某个区域的人才懂”的方言写作，还不如使用标准白话。尔后他还声称，由于韩邦庆的不肯妥协，《海上花列传》的流传遂受到影响。上海的方言电影过去没有、未来也可能不会为中国的主流文化生产带来实质性的贡献。

但是，以另一种方言粤语制作的电影，却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一段关键时期，成为亚洲和全球语境下的中国电影文化旗手，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陆电影制作人，同时产生了正负两面的启迪。

经常被视为坚持以大众口味和票房收益为导向的香港电影，作为香港传媒领域的元素之一，形成于20世纪中期。这一传媒领域由报纸和杂志主导，当中许多是依靠着小说连载来吸引和留住读者的。

殖民地文化的这一面向，王家卫（1958— ）将之融入了他最重要的两部电影：《花样年华》和《2046》，两部电影情节都以一个连载小说的作家展开。与上海数十年前的连载小说不同，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香港连载小说，是以武侠小说为中心，这个题材相当顺利地转化成了当时的电影。尽管当前学术研究集中于以标准白话写作的连载武侠小说，但最早的畅销作品，实际上是粤语写成的，这一点意味深长。

正如世纪之交的上海，在20世纪中期香港方言连载小说（本身可谓非常成功）出版后，许多同类标准白话作品接踵而至。它们利用方言小说独特的主题和手法，以标准白话进行复制，以期让更多读者阅读。

孙玉声坚称方言写作的流通必将受限，源于他认为文艺作品的受众应该普及全国。能操吴越方言和粤语的中国人其实数以百万计。但如果未跨越方言藩篱，放眼中国全体大众，方言文学电影的影响自然有限。往后的批评家颇为赞同孙玉声的看法。这一事实阐明，标准白话的文化生产在面对方言文化生产时，对自己的相对性地位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不安。

实际上，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白话现代性被理解为起始于某种方言或其次要形式，慢慢过渡，往后才被确立为标准白话的某种关键时刻。不管是以连载形式发表的上海小说，还是具有现代和世界主义自觉意识的新感觉派短篇小说，抑或是香港电影，都可证明这一点。

像胡适（1891—1962）和刘复（即刘半农，1891—1934）这样的五四人物，倾向将对方言写作的兴趣，纳入欧洲语言政治和民间观念的解释框架中。但他们并非不屑承认类似《海上花列传》这类作品的先锋特征，及其重新焕发文学语言活力的可能性。20世纪80年代“寻根”作家韩少功（1953— ）在几十年后表现出相似特点。他的叙事作品富于农村风味和地域导向，对“未被标准化”的文化，表现出浓厚兴趣。

韩邦庆和孙玉声在1890年的交谈，标志着一个用方言和非主流文学尝试去探索文化革新之可能性时刻。

参考文献

Alexander Des Forges,Mediasphere Shanghai:The Aesthetics of Cultural Production(Honolulu,2007).

John Christopher Hamm,Paper Swordmen:Jin Yong and the Modern Chinese Martial Arts Novel(Honolulu, 2005).

David Der-wei Wang,Fin-de-Siècle Splendor: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 1848—1911(Stanford, 1997).

配图&封图来源：《海上花》《花样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