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中白象》：涨潮和落潮时，“新移民”如何自处？

凌岚《海中白象》讲述的新移民故事，主要关注群体即20世纪90年代留学海外的中国内地留学生，小说以家庭为视角，记录其扎根后的他国经历。问题产生于他们与美国社会之间、与配偶之间、与子女之间，作品的突破体现在这一代人无法借鉴前人经验，只能采取个人摸索的方法，找到可以施行的路线，但又渴望让二代少走弯路，于是执拗地悉数移交个体经验，子辈随之应对的抵触和抵抗，源于其也一直坚持自主探索个性化发展路径。

“谁能在皇后区过得很好？”凌岚在后记中提出了最有力量的问题。“我以‘海中白象’比喻移民这个如今很流行的人生选项，移民他乡极有可能是一个耗费财力的生命奢侈品，徒然一梦。”小说集里多部作品，都涉及移民选择。《海中白象》叙述举家移民后遭遇的“家散”。父亲六年搏命的动力就是令“我们家”可以在美国团聚，如果说20世纪末新移民小说刻画重点是个人落地，那么凌岚作品展示的新变在举家落地。小说传达出很有价值的反差，即子辈长大后正迎向成功的坦途，但父母辈却又失败了。一辈子的失败者，成为笼罩新移民一代的魔咒，所有改变命运的努力，竟然皆徒劳，这是父辈们不愿意接受的事实。可令人心酸的现实披露：移民确实令子辈获得了发展机遇，但却未能消解盘桓于父辈群体的失意，小说牵动起两个代际各自的深层反思：移民值得吗？我是在为自己活着吗？

在对自己失望的状态下，新移民一代自然将成功愿景完全附着于子辈。《陀飞轮》和《消失》表达新移民二代对其父母所设定人生模式的无数次挣脱。父母的教诲如同时时冲击耳膜的鼓点，父母的期盼是倾覆于面的飞轮。珍妮的自杀和消失，都是彻底而决绝的反抗。若想主宰自己，只能与父母及原有家庭切割。于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选题重新浮出水面。选择移民是为了主导个人命运，而与父母分离；“子一代”反抗也是为了自我塑造，再次与父母分离。这两次分离，从本质上看，都是“利己”的主动选择。珍妮的割腕，是一次宣战，而她的失踪，则是与中国人最重视的血缘及亲缘的完全剥离。

我认为，凌岚小说是一个延续“思乡情结”的范例。海外华文文学“怀乡恋土”传统主题，并没有在新世纪“新移民文学”中断裂。它以另一种更为切实的形态出现，即从追求立业成家的宏大愿景，收缩为守护小家的现实祈愿。《海中白象》《消失》《豹》里不同身份和阶层的主人公，都渴望家庭完整。家人是创造安全感的最稳定团体，在论及“思乡”的时候，我们不自觉地一味从国的视域考察，忽略了对家这一层面的继续开发。同时，乡愁也从对故地旧人的怀念，转变为对异国同胞的本能关怀，《四分之一英里》提出了新问题。世界一体化的大背景中，一方面海量信息已破除中国内地对海外的好奇，一方面便捷交通消弭着中西距离，“这几年我没有太多对家乡的想念——反正所谓的家乡母国，坐一趟跨洋飞机，十六个小时就可以回去。我是怎么来的，我要到哪里去，这些高深莫测又非常基本的问题，在我决定移民的时候从来就没有纠结过，现在却时时纠缠着我。”

“新移民”一代必须直面他们正在走向衰老。年轻时求生存的故事成为旧梦。凌岚将涨潮和落潮设为一组隐喻，“新移民”一代和二代都在经历：一方面喻示人生起伏，迎难而上，踏浪而行；一方面喻示生活危机，难以预测的命运起落。《萍聚》并非简单描写老友相聚的故事，而是流转着悲情的分离。轰动一时的商业机密纠纷案终结了武松在美国的事业，若干年后，原本留在中国发展的弟弟武君却成功办理了移民。武松会不会回来？大家都在等待答案。醉意摇晃中，武松似乎出现于“我”眼前：“回家吗？我们一起走吧，我开车可以载你一程。他不做声。我又问了一遍，他还是不作声。我伸手推了推，他抬头一脸茫然地望着我，说：要到哪里去？回哪一个家？”至此，我们似乎又看到了那个现实——夹缝中的人，前前后后移民了两次，武松拥有稳定的家了吗？

《海中白象》对新移民一代的反思是比较深刻的，凌岚小说敏锐地提示：“我们一直都活在时差里。”

凌岚小说是一个延续“思乡情结”的范例。海外华文文学“怀乡恋土”传统主题，并没有在新世纪“新移民文学”中断裂。它以另一种更为切实的形态出现，即从追求立业成家的宏大愿景，收缩为守护小家的现实祈愿。